(一)纳尔逊·格雷本、迪恩·麦肯奈尔等人的相关研究
旅游是一种神圣的旅程,这正是作为仪式的旅游所内含的重要意义。基于大卫·埃米尔·涂尔干二元的社会划分方法,像大卫·埃米尔·涂尔干一样,纳尔逊·格雷本也将人类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神圣的(不寻常的、旅行的)与世俗的(乏味的、家居的)。这两类生活的倒换也是以仪式或礼仪为标志的,不过他将人生中的意义事件等同于仪式,而这些意义事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外出旅行。纳尔逊·格雷本将旅游等同于仪式,他得出的结论是:旅游是两类不同生活转换的标志,也是神圣与世俗、不寻常与寻常、旅行与家居之间的界限。迪恩·麦肯奈尔则将旅游的神圣性提升到极致的水准,他说:“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其他学者也认为:生活的世俗与旅游的神圣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在旅游过程中,游客因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体验,既可能生发轻快心情,也可能导致文化震荡,摆脱世俗生活的单调、烦琐、乏味、紧张、压力和羁绊;游客也有可能在这一“神圣”过程中达到自我再创造,游客去掉“旧我”,以“新我”的面目重归原来的社会。
根据纳尔逊·格雷本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旅游者是为了体验一种变化而自愿离家到另一个地方游历并因此做短暂停留的人;据此,旅游就是一种与尘世生活割裂开来的、必要的与程式化的手段之一,它使人进入到一系列非世俗的行为模式中去。旅游蕴涵着这样的意义:与蝇营狗苟的生活和奔波忙碌的事业相脱离,进入到另一种道德状态;在此状态中,占据首位的是人的心理的、有特殊意义的或文化的需求;旅游是一种为人的“右脑”提供养料的行为之一,因此被界定为“再创造”;旅游甚至标示着一种平衡的生活模式。
(二)旅游具有仪式般的社会意义
旅游是具有“仪式”性质的行为模式与游览的结合。旅游中的各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具有“仪式”性质的活动。经过这样的“仪式”,人们得以从早已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了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因此,这种仪式是神圣的。游客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单一行为模式,主动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当中,这种生活将精神与文化的需求置于重要位置。旅游不是工作,而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是一种“充电”,是一种特殊的娱乐形式,是一种新发明,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使我们摆脱枯燥的世界与被结构的社会,从而获得身心上的恢复。
旅游既是打破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与缓解乏味生活的良药,更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模式。正是在寻找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当中,旅游个体的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意义得到重新强化与凸显。从表面上看,旅游作为一种仪式进程反映了像健康、自由、自然与自我提升等这样个人的深层价值体系。具体来说,假期具有类似于传统社会中节日与朝圣等功能,旅游具有在社会中的仪式功能,尤其是具有在建构与维系社会集体意识中的作用。现代旅游仪式中的图腾就是诸如导游宣传图片、网站与旅游纪念品的封面等等这样的东西,游客向往这些旅游吸引物,其作为社会人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并扩大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之中。(www.xing528.com)
(三)为什么认为:旅游是一种神圣的旅程
旅游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游客被旅游“魔幻”似地改变了;其根本动因来自于“反差”,而“反差”的缘由就在于旅游的异地性。异地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了视觉上的两样、地理上的不同、文化上的区别与心理上的差异。正是由于异地的陌生与神秘等,才使旅游具有了反差的魔力。
旅游的“神圣”与仪式的“神圣”不可一概而论,仪式的神圣总是与神圣的物品和某些禁忌等相互联系;而旅游的神圣则会由于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事和物而有所不同。旅游可以分为两种:即神圣的、宗教性的旅游与世俗的、普通的旅游,而这两种旅游还是有所不同的。
旅游类似于宗教朝圣的过程,具有朝圣的某些性质。游客是出于寻找真实的“他者”而外出旅游,其内心总是怀揣着某种神圣的追求,试图通过旅游来一次“脱胎换骨”。游客在旅游当中,一般都会暂时忘却平日生活中的烦闷与忧虑等,尽情去享受自然与文化的美妙。旅游目的地可能并不是什么“圣地”或“理想国”,但游客在反差的环境中重新发现自我,实现某种愉悦体验,这正是旅游的“神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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