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调查结果

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经过课题组共同努力，我们通过试点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式，完成了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工作，获得了关于湖北省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数据资料。当然，问卷调查的首要环节是对问卷设计展开概念化操作^[14]。概念化操作是对研究选题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化和分解的思维表达形式，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定量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中，我们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命题逐步分解为可以测量的指标和被实际调查资料检验的问题，使之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目标问题的导向和意蕴，使得所调查的内容控制在被调查者的经验范围之内，并避免了分析研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结合本调查的研究目的和内容安排，将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调查内容进行了概念化操作，将其分解为如图1-1所示的方面。

根据所抽取的湖北省12个地市，项目组对应性地分成6个调查小组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调查工作，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93份。受访地区的调查样本数量分布如图1-2所示。其中，在荆州市的样本量为402，宜昌市的样本量为399，武汉市的样本量为393，孝感的样本量为202，黄冈、咸宁、仙桃、潜江、随州、十堰的样本量均为100，襄阳的样本量为97。在调查期间，课题组克服了气候、交通等方面的困难，较高质量地完成了调查计划，为保障研究过程的深度展开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参与调查人员深入城市和乡村，直接接触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深刻感受到了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的真实状况和社会公众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期待与渴望，受到了深刻的生态文明建设国情、省情教育，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感性材料和理性认识。当然，为了保障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本文基于获取的调研数据，展开了问卷样本的性别、年龄等生物特征和职业、收入等社会特征分析，这将为保障后期统计分析结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经验依据。

图1-1　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问题的概念化表达

图1-2　调查样本的区域分布（单位：人）

1.调查样本的生物特征

（1）样本的性别构成

本次调查所采集的样本数据中，男性总量为1025人，女性总量为1068人，男女性别比例为51.25∶53.40。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为50.25∶50.00，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则为51.27∶48.73。可见，本次调查所采集的样本数据中的性别比例与全国人口男女性别比基本接近。这表明，调查样本在性别比例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据此所得到的数据涵盖了男女两个性别所持有的观点，基于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存在性别偏差^[15]。

（2）样本的年龄构成

根据问卷样本的年龄分布统计情况（表1-1），可以发现，本次调查中的受访对象包含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其中，年龄在18～20岁的人数为182人，占总样本量的8.70%；年龄在21～30岁的人数为882人，占总样本量的42.14%；年龄在31～40岁的人数为434人，占样本总量的20.74%；年龄在41～50岁的人数为345人，占样本总量的16.48%。显然，年龄在18～50岁的样本总量在总样本中的比重达到了88.06%。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约为20.70%，而本次年龄在51岁以上的样本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1.94%。因此，本调查所采集的样本与全国人口年龄总体结构相比，具有明显的年轻化特征。

表1-1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特征

续表

通过结合问卷中所涉及的职业情况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导致调查样本年轻化的原因在于调查过程在进行样本配备时，课题组考虑到互联网日益普及的背景下，相对于中老年群体而言，青年人群具有更强的信息和技术的捕捉能力，这对其把握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因而增加了部分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年限不长的青年群体的调查样本。我们认为，从知识把握、技能培养、政策了解及权利维护的角度看，由于青年群体具有思想活跃、反应快捷的特点，因此，青年群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诉求、方式和途径等信息能够真实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主要趋势。

2.问卷样本的社会特征

考虑到社会阶层因素可能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参与的知识素养、情感意志、行为实施等关键环节产生影响，本调查在问卷设计和调查样本选择时，专门设置了与受访者经济状况（如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如居住地、职业、职位）等相关问题，对调查样本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特征进行描述，试图为考察受访对象所处的社会阶层状况对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展开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1）调查样本的经济状况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有效回收的2093份样本受教育水平呈现如下分布（表1-2）：小学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占样本总量的4.40%，初中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占样本总量的14.95%，高中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占样本总量的23.55%，大专和本科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1.60%和31.29%，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82%和0.38%。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公民中，文盲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4%，小学文化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29%，初中文化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42%，高中（含中专）文化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5%，而大专以上文化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显然，调查样本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当前全国公民的受教育水平。这一结果的出现，一方面源自于湖北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课题组在问卷调查中注意到了问卷内部分选项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因而在调查过程中对因文化程度限制不能有效参与调查的少量受访人群进行了甄别和筛选。这为保障问卷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提供了支持。

表1-2　调查样本受教育水平统计

良好的收入水平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保障。为了进一步了解调查样本的经济状况，本文还根据采集的样本数据对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进行了统计（表1-3）。总体来看，调查样本中，月收入在1000～3000元的人数最多，占总样本的48.02%，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数为611人，占样本总量的29.19%，而收入水平在6000元以上的人数占样本总量却不到5%。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湖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026元，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27051元和11844元。若以这组数据为参照，那么可以十分直观地发现，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湖北省201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表1-3　调查样本收入水平统计

（2）调查样本的社会身份特征

社会身份是个体作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当人们把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类别或外界把他们归入某个社会类别时^[16]，人就具备了某种社会身份。为了考察调查样本的社会身份，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选题：居住地、职业和职务。

在社会调查中，居住地是调查对象的重要社会身份之一。根据调查样本的统计情况来看，本文所调查的样本中，有689人居住在城市，有985人居住在城镇，有419人居住在农村，三个类型居住区的样本数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2.92%、47.06%和20.02%。调查样本的城市（含城镇）人口占总样本的比率接近80%。2015年，我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为56.1%，而湖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为56.6%。参考全国和湖北省的城镇化水平，可见调查样本的城镇居民样本明显偏高。当然，这一样本分布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所要解决资源环境的关键问题主要起源和发生在城市（城镇），而城市（城镇）作为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主要聚集区，在日益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之下已经不堪重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城镇）居民工作生活在更加规范的制度环境中，同时也具备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条件相对成熟。因此，调查样本中具有较高比重的城市（城镇）居民数量，对更加直观了解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现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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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调查样本的居住地分布特征（单位：人）

人们的就业状况会影响专门知识的获取、技能方法的形成、特定问题的关注及社会活动的参与。由此，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过程中，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社会身份之一。根据统计结果（表1-4），可以发现，在样本中比重最高的是企业普通职员，占样本总量的32.30%，其次是农民和其他职业（自由职业、自主创业）人员，占比分别为11.75%和12.66%。另外教师和学生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0.37%和9.70%。样本总体的相对均衡的职业分布状况，保障了受访对象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表1-4　调查样本的职业分布特征

续表

此外，人们的任职情况可以反映社会成员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态度及能力水平。但是，要挖掘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潜力和动能，关键在于普通民众。本文的抽样结果显示，在本次调查的受访群体中，在单位或部门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样本人数为184人，占样本总量的8.79%，而未担任职务的样本人数为1909人，占样本总量的91.21%。因此，本研究所获取的调研数据直观锁定在了普通群众的层面之上，符合了公众参与中的“公众”的主体构成。

图1-4　调查样本的职位分布特征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所获取的调查样本具有如下特征：从样本的经济状况来看，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良好的文化背景和收入水平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保障；从社会身份来看，城市（城镇）样本居多，受访者的职业分布相对均衡，且在职务状况中，未担任职务的样本比重较高，这使得调查所获得样本总体在居住地、从业领域和任职情况上真实地体现出了“公众”的主体性要求，为后文展开的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现状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2]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6页。

[3]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4]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5]刘思华：《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成金华、陈军、李悦：《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7]吕文艳：《创新画报体制机制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政策》2014年第1期。

[8]成金华、陈军、李悦：《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9]严也舟、刘艳收：《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表现》，《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3期。

[10]高红贵：《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

[11]邓翠华：《关于生态文明公众参与制度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0期。

[12]周宏春：《公众参与是责任也是权利》，《中国环境报》2015年10月16日。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2年第22期。

[14]刘夏蓓、张曙光：《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研究报告——“生态观”的现状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5]刘夏蓓、张曙光：《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研究报告——“生态观”的现状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16]汪良军、刘美辰：《社会身份与行为决策关系实验经济学研究前沿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