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城市的公共工程主要包括衙署、学校、仓储、驿站、道路、桥梁、城池等的修建，因由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也就较多地受到了行政制度的制约，尤其是地方财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工程的实施；同时，明代山西是一个不断受到战乱侵扰的地区，这又促进了城池修筑工程的实施。明代山西城池的修筑就是在这样一对矛盾的关系中展开的。
明代的财政体制着重于加强中央的力量，一方面各地方要保证各正项钱粮的缴纳，另一方面中央又加强对地方的财政监控，州县动支钱粮需向上申请，层层审批，否则被视为侵盗。[10] [11，12]太平时期地方官员对于城池的修筑多有推诿而不加兴筑，即便有所修筑，也多是敷衍了事，这在明代山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入皇朝二百年余，民不见烽警，故城池甲帐所以为御侮计者率散驰不理，列城尽然，不独襄陵也。”[11] [13]当是对隆庆（1567—1572）之前晋西南地区城池修筑状况较为切实的描述。方志中多载有官员对城池修筑推诿的事实，这种状况也必然造成城池的颓败。[12] [14,15]
城池是维护城市安全的重要防护设施，其兴筑亦为有司之则。“谯楼所以警夜，城池所以防寇盗，二者皆国家之重务，有司之职业也。”[13] [13]当出现战乱，地方官员就再也无法懈怠，“凡州县守令之不失事者，咸以有备，若城池其一也，否则不死于城守则惟遁逃，苟免卒亦法无所贷”。[14] [16]战乱来临而城池已因久未修筑而颓败不堪防守，战乱波及地区就会出现集中的修城活动，此状在明代山西城池修筑中最为常见。[15][16,17,18,19](www.xing528.com)
除了战乱外，尚有其他因素促使城池修筑工程实施，风水的考虑即为一种。[16] [13,20,21]因风水而进行的城池修筑工程多是城楼、奎星楼修筑，城门改动等对城池的修补改造，工程一般较小。例外者也有，如繁峙县、[17] [14]平顺县，[18] [22]有守土之意。
总之，明代地方城市的财政政策本身不利于地方上大型工程的兴筑，而明代山西频发的战乱又促成了大规模修城活动的开展。此外，风水等其他因素也会促使修城的发生，但数量少，工程规模小，并非城池修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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