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将中国东部的北京、南京、杭州等几大文化中心联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的文化发展，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运河沿线书院林立即为其重要表征。扬州自古即为文化盛地，海内共仰，及至明清，更为运河沿岸城市之表率。近人柳诒征赞曰：“江宁布政使所属之文化，以扬州为首。两淮鹾利甲天下，书院之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39]49 可见，盐务繁盛、盐商捐资是扬州书院璀璨的一大要因表1，观之书院学生额数，规模可见一斑表2。
扬州书院最著者为府城的安定、梅花和仪征的乐仪书院。此外，还有专为童生肄业的课士堂、邗江学舍、甪里及广陵书院等。书院是一个多样性、多功能的建筑组群，讲学、藏书、供奉先贤为书院“三大事业”，与之对应，讲堂、祠堂、藏书楼（尊经阁）即为书院的主要建筑。同时兼有老师与士子生活、休闲、学术交流等用，因有斋舍、庖厨、浴湢、射圃等设2。而祈祉类建筑（如文昌阁、魁星楼等）因关乎文运科举，亦为常设之举。如始建于康熙元年（1662）的扬州安定书院，历七十余年“堂庑旋毁，廨宇亦倾，惟寝堂以安定祠故，特存。……其东西偏，则土著侵居，甚且盗鬻”。雍正十三年（1735）“仿省会辟书院，檄使者卜居于兹，乃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规模甚巨。中轴为讲院，东为学舍，中伫立文昌阁，西为庖厨，其西安定祠，“故西向，撤而新之更南向”。祠西北藏书，“将积书备师儒讲习，择学行完洁之士司焉”。西南为书院掌教住宿。书院庭院深深，“四周复道，缭以重垣，高壮悉称”。3 [40] [40]1028-1029 讲堂、祠堂和藏书楼的空间排列决定了书院的整体格局，其他各部分功能的空间秩序和层次的建立均以此种空间为中心展开。
2 书院空间原型
何礼平，应四爱．我国古代书院建筑的伦理学阐释[J]．华中建筑2006（11）：82
（右）3 安定书院形制
参考文献[30]图五、图六
（下）4 梅花书院形制
左/参考文献[47]第二集下册《梅花校士》；
右/参考文献[30]图六、图七
书院入口空间的水池形制则在扬州不见。梅花书院创建之初，“先门外有池，池水与沟水襟带行窝，而池上有桥，当行窝之旁”。[15]卷三·新城北录60 雍正间（1723—1735）重建，再浚方塘4。此塘与桥其实也可以算作泮池与泮桥的变体，（宋）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父朱松《蝶恋花·醉宿郑氏别墅》亦有“清晓方塘开一镜”之句，或许可作为方塘成为与泮池相似的学校建筑符号的注脚。囿于文献史料，除梅花书院外，尚未发现他处方塘。(www.xing528.com)
以上为建筑群较为完备情况下的规模，任何建设均非一蹴而就，书院规模扩大或损毁，或不同功能建筑单体的创建都有逐步发展的过程，或囿于财力，或遭天灾人祸等。
“书院之支流，为义学、为社学，或曰书堂，其风亦起于宋。”明洪武八年（1375）诏“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之俊秀者”。明制“每县坊、厢必建社学，一区或曰每五十家立一社学，或曰每里立社学二所”，“大抵社学及小学，皆官立，义塾间有官立者，其经费率恃田租及廛布。此明代郡县学及书院外，施教之所也”。清沿明制，康熙元年（1662）诏置社学。明以前各类学校讲授规制无太多限制，“乡镇学校，弦诵相闻，无间官私，盛倡文教。名义虽殊，性质实一”。而“明清之社学、义塾，专以课童蒙”，[41] [41]106-107 异于前代。不过，社学、义学创建及出资方来源纷杂，官方、乡绅不一而同，学校称谓亦常常混用。
表1 扬州部分书院建置概况
注： 据《康熙江南通志》[54] 卷九十《学校志·书院·扬州府》；（清）李斗《扬州画舫录》[15]卷三《新城北录》第62-63 页；（民国）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39] 第49-54 页；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清代社会生活图记》[31]第196 页；王瑜、朱正海《盐商与扬州》[33]第236 页等整理。
1 孝廉堂为举人肄业的书院，太平天国乱后附入梅花书院，之前情况不详。
表2 扬州部分书院学生额数比较
注：据（民国）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39]第49-54、78、88 页；（清）杜琳等《续纂淮关统志》[43]卷九《公署》第299-301 页等整理。
扬州社学始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教授乔行简建堂，曰养正，设两序，东曰上达，西曰幼仪”。[39]92 为一进三合院，规制较小，自是不能与官学、书院比肩。明万历（1573—1620）、崇祯（1628—1644）先后修设。清康熙初（1662— ）即“复议修学延儒”，分立南门内、西门内、小东门内、大东门内等4 处。扬州所辖仪征县见诸记载者2 所，一在小市口大街，一在东门内大街。[39]102 扬州原有义学3 所，后增为5 所。嘉庆间（1796—1820）徽商鲍志道建12 门义学，供贫家子弟就读。时人赞曰：“自古繁华今返朴，满城风雨读书声。”[42]卷二·大小义举义学管24 其次子鲍勋茂再建崇义堂、集英堂。另有扬州营义学在马神庙，监捕营义学在马市口。城外西北计有陈家集、刘家集、公道桥、黄珏桥、槐子桥等5 处设学，东南则邵伯镇（甘棠义学）、朴树湾、施家桥、永安镇、全陈陵、仙女镇等6 处。太平天国乱，义学皆难逃厄运。至同治五年（1866）城内先设4 所，分设于城之四向：西北设于武庙，西南设于文昌宫东，东北设于古道院，东南设于三元宫；八年（1869）又增建2 所，一在新城财神庙，一在旧城城隍庙。[39]111
“人才所以资世用。天下人才之养，未有不始于乡社小学者。……郡序之外，所司必多立社学，以广养蒙之地，是何也？社学所养者，将以备庠序之选。而庠序所养者，将以充大学之用。是社学乃储养人才之始地。”[42] [43]卷十四·艺文408 因此，“义学、社学之课程，止于读书习字、粗通文艺，不能如书院之极深研几”。[39]92 开蒙导学的初级教育宗旨，使得义学、社学入学门槛较低，创建较易，且数量众多，遍布乡镇，对普及文化教育功不可没。设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扬州营义学，乃因“城南子弟多无力攻书，为之建立义塾，捐俸延师，弦诵之声溢于比户”。[43] [44]卷十六·艺文基础教育得以如此全面和纵深地覆盖，“子弟众中岂无一二人脱颖而出，由庠序登科甲以致显要者乎？”[44] [43]卷十四·艺文409
有清一代，民间学校的创建和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雍正帝，其在争议中继位（1723），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官僚机构卷入了一些原先相对自治、私营和地方化的活动领域。其次，便是清末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时的教育复兴及新式学堂的创建。考之扬州书院及社学、义学等民间学校的创建轨迹，与国家政策变动及社会风气转变基本同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