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为厚利，儒为名高。”[33] [8]徽商“贾而好儒”是不争的事实，但大多为附庸风雅、标榜文化之徒。明时大儒湛若水（甘泉先生）“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征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笑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34] [35]徽商向学，出于崇文，未免不是钓誉。清代学者汪中本为徽人，却看不起本乡商人。[35] [20]更有甚者，康熙间歙人吴从殷在扬州创建存园，“仿闱中号舍数十楹，每乡举之年，联同人遴日课题，以闲习之”。[36]卷五·古迹类于掩耳盗铃。当然，事物不可一概而论，徽商中“儒贾”亦不在少数，“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36] [7]囊中资财大量用于文化建设和举办各种活动。
1 清乾隆八年（1743）马氏行庵中的重阳诗酒会
①图中文人士绅包括：陈章、程梦星、方世庶、洪振珂、胡期恒、厉鹗、陆钟辉、马曰琯、马曰璐、闵华、全祖望、唐建中、汪玉枢、王藻、张士科等。②《九日行庵文宴》，（清）方世庶、叶芳林绘。引自：参考文献[3]第224 页图22(www.xing528.com)
徽商大族家中除刊刻、贮藏图书，供有学之士观览和流传之外，还常举行诗酒之会，延致名士、结社吟诗，以活跃文艺气氛和推动艺术创作1。“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胜。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15]卷八·城西录180-181 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无一延续到乾隆。如果说这三座以举行文会而出名的园林就是扬州园林代表的话，那么扬州园林的黄金时代早在乾、嘉交替时（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就已经终结。[3]170 此外，个人举行的诗文会也不在少数，[37] [15]至于馆客落魄文人、扶植戏曲等，方家多有考证，此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种种大多是以商人寓居园林为物质载体的，园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正如清人全祖望的描述：出园门数步，多尘的小路和肮脏的溪流令人避之尤恐不及，而园内的宁静氛围则令人感到如临仙境。[3]177 而这些园主同时具有大贾和康、雍、乾时期文人圈子中核心人物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认同也通过园林实体得到了实现。时至如今，扬州著名的“三通人”[38] [37]汪、马、江三家的园林基本都已不存。汪氏百尺梧桐阁的遗址，湮没已久，据说近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位于东关街南侧的马氏小玲珑山馆，只剩下两堵破壁残垣。至于江氏康山草堂，则只是留下了一个街名。[39] [38]
然而，纵观扬州河下园林发展史实，屡有兴废、不断易手，事实证明只有新的家族和新的财富持续出现，才能确保其发展，其间的文化活动才可延续。因此，园林中的文化活动多呈现跳跃化和偶然性，不具有长期延续性，其文化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整个徽商社区的综合实力，并不专美于特别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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