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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介入城市的普遍意义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高额配给如此,可见孔庙祭祀的重要性和关注度;但相较于城市其他祭祀建筑,孔庙在日常的民众生活中,却不是随意参拜的对象。但各具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的包容力或感染力是不容小觑的,孔庙的城市意义若放在各异的城市文化背景中观察,又会有莫大的发现。亦即,因其官方正统文化信仰的身份,普遍意义的孔庙在横向的历史断面中是静止的,但在介入城市后,其城市角色的扮演则基于不同的城市文化背景而多姿多彩。

孔庙介入城市的普遍意义

(美)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在调查江浙及台湾地区的县级城市时,发现“学宫和城隍庙是其最古老、最常见的特点,它们成为官方信仰的两个最基本特点。城隍是以自然力和鬼为基础的信仰中心,因而可以说是用来控制农民的神;学宫是崇拜贤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是官僚等级的英灵的中心,学宫还是崇拜文化的中心”。[25]725福氏所言学宫即孔庙,对孔庙在古代城市中的地位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在城市的具体建设过程中,孔庙的重要性亦得以体现。如山西繁峙县城,始建于唐圣历二年(699),“旧在滹沱河南”,明万历十四年(1586)知县涂云路“嫌其南近山麓,北临河岸,且城市高下崎岖,申上迁建于河北岸龙须之地,……学校庙宇公廨民廛条理井然,新建东关店宇整齐”。[26]卷二·城池县城新址重建的机遇得以一观较为典型的封建社会晚期地方的筑城理念和城市规划14:首先相地,地理状况及所谓风水列为头一等;其次为占主要地位的城市构成要素,时人记录的先后顺序为:①关乎城市安全的城墙与城楼;②城市最高行政机构公署;③文庙;④城隍庙;⑤玄帝庙、三官庙、三义庙;⑥街道。[16] [26]特别是在明清的地方城市建设中,此类筑城程序殊为常见。再如古代方志涉录建筑,孔庙与衙署的排序前后皆有,且孔庙的建筑等级又往往超过衙署。如此诸般,皆证无论是城市管理系统,抑或对于城市空间构成而言,孔庙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4 明繁峙县城空间结构

引自:(清)吴其均纂修.道光繁峙县志[M].1836 年版:《城池全图》

衙署乃一地之行政中心,为威严之所,但民众诉求于父母官的渠道是敞开的,权力到世俗的空间转换是顺畅的。虽然无论在城市方位抑或吏治系统层面,孔庙皆似处于鼎力衙署的位置,却显示出更为肃静的高贵地位。孔庙除春秋二仲日的释奠及每月朔望的释菜外,平日高门深锁;且祭祀之时,普通民众不得参与,[17] [15,27]呈现出强烈的封闭性。作为官方信仰,孔庙祭典是方便全国一体奉行的春秋释奠,与孔圣诞辰或个别圣贤殊无关联。[28]185 亦证无论是物质层面抑或意识形态,孔庙都表现为高度的同一性。(www.xing528.com)

再比照于城市其他公共祭祀建筑的官给经费,清时“祀典颁于礼部,自文武庙以至雩神、狱神之小祀,皆岁有常资”,如“安徽府学文庙,40 两,又朔望香烛2 两4 钱。附郭的怀宁县学文庙,24 两,又朔望香烛2 两4 钱。文昌庙,30 两。武庙,31 两8钱8 分8 厘。风云、雷雨、乡贤、名宦、忠孝、节义,共9 两。以上银两均在地丁项下支销。社稷坛,12 两。神祇坛,18 两。龙神祠,10 两。龙王庙,10 两。田祖庙,7 两5 钱2 分。昭忠祠,4 两。余公祠,6 两。韩公祠,6 两。府学散给乐舞生添胙十两。以上银两均系藩库请领”。安徽省内其他府州县的经费安排皆如是,[29]卷四十九· 祀典二即孔庙的祭祀费用独占鳌头。

高额配给如此,可见孔庙祭祀的重要性和关注度;但相较于城市其他祭祀建筑,孔庙在日常的民众生活中,却不是随意参拜的对象。如祀文昌、魁星梁启超先生在晚清所上《变法通议》中感叹道:“入学之始,(文昌、魁星)奉为神明,而反于垂世立教至圣之孔子,薪火绝续,俎豆萧条,生卒月日几无知者。”复指出当时学塾:“吾粤则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矣!”文昌、魁星向来认为是司命、司禄之神,关系百姓切身,而孔子神格则显得模糊而遥远。所谓“若以施之于乡愚,则孔庙不能投杯筊,而乡愚不顾也;若以施之于妇人女子,则孔庙不能求子息,而妇女不顾也”,可见孔庙与普通民众的距离。[18] [28]再如武庙(指关帝庙、岳飞庙,而非武成王庙):宋以降,关羽、岳飞声势鹊起;明初废武成王庙后,二人或分祀或合祀,香火鼎盛,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峙,已与原初主祀太公武庙的本旨渐行渐远。下抵明清,关帝庙更为人所膜拜,上位者取其“护国”,下焉者求其“保民”,各有所属,与民生利用融成一片。除官方立庙,关庙更深入民间各个角落,成为市井商肆及升斗小民私祭的对象,终年香烟缭绕,熙来攘往,官方祭祀之外,四方信众不时参拜。[19] [28]

如此看来,对于城市而言,孔庙首先是自上而下强势介入的,乃作为古代城市运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且直至清末民初,孔庙的受重视程度和高高在上的精神膜拜地位一直未变,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倘遭官方屈辱或是民族存亡之际,辄往“哭庙”,[20] [30,31,32]即为一证。孔庙作为官方信仰权威的纯粹性始终保持,并统领着其他如文峰塔、魁星阁等之类祈祝文运的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

但各具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的包容力或感染力是不容小觑的,孔庙的城市意义若放在各异的城市文化背景中观察,又会有莫大的发现。如同孔庙周边的商业形成并非普遍现象,妇女“走百病”入文庙亦非每座城市都大开其门,而是取决于各地文化特质或地方官员的态度,皆反证了基于特定城市平台上的孔庙观察,并无一成不变的先验结果,孔庙所发挥的城市作用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地域性。亦即,因其官方正统文化信仰的身份,普遍意义的孔庙在横向的历史断面中是静止的,但在介入城市后,其城市角色的扮演则基于不同的城市文化背景而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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