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朝时代，南京秦淮河畔就已繁华初具，当时的秦淮河充当了对外贸易的主要航道，河中舟船穿梭，一派繁荣，乌衣巷、朱雀街、桃叶渡等均为当时名门望族聚居处。
9 上海文庙外围市场
自摄，2007 年5 月
10 青溪、秦淮、运渎示意(www.xing528.com)
引自：参考文献[13]第25 页图3-3
上溯至东吴，在充分利用建邺城内诸多天然湖泊河流的同时，分别在城南、城东、城北开辟了运渎、青溪、潮沟等一些新的水道，并使之相互连接，北通玄武湖，南注秦淮河，疏通与完善了建邺城内的水网系统，形成秦淮贯于南、青溪流于东、玄武湖卫于北的格局10。东晋建康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城市人口激增。建康城由于地形原因，整个城市呈不规则平面，仅有宫城部分方正规划，而城南的坊市则带有明显的自发情形，这也造就了昔时秦淮河两岸居民密集、街陌相连、行市热闹的景象，南朝时“淮水之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设有谷市、盐市、牛马市等大小市，居民生活十分便利。秦淮河畔以商业、生活性混合的街巷为主要构成的自然肌理，与规划严整的宫城形成鲜明的对比。[13]24-26
南京夫子庙一地为学始于东晋，此时尚无科举制度，官吏多从世家大族中推荐而来。至北宋，因东晋旧学宫建夫子庙与学宫。宋时科举制度已较为完备，南京乃重镇，当设考场，然只为一应试小院。有元一代，虽大力推行儒化，惜不足百年，即为朱明取代。故，明以前的仕子不成规模，除日常的居民生活所需的商业活动外，尚未形成所谓的“考市”。[14]60
朱元璋定鼎南京，深感儒化和选拔人才之重要，建朝之始即着手科举一事。洪武三年（1370）“特设科举，……非科举毋得与官”。[8] [15]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明初三试集于南京一地。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为留都，仍负乡试和会试之责。清科举沿袭明制，南京江南贡院则为苏、皖二省[9] 乡试之地，东起姚家巷，北至奇望街，西隔贡院西街，与夫子庙相邻，仅考生号社就两万四百多。因应考人数众多，府、县学又另设考棚（即预试场）。下江考棚乃江苏考场，位镇淮桥东北，东起信府河，西至中华路；上江考棚乃安徽考场，清前期在朝天宫黄埔巷，同治四年（1865）迁往三条营，南起新民坊，北至剪子巷，十二年（1873）移往中正街。江宁县学考场在今门东边营，上元县学考场在鸡鸣山麓，明中叶及清均有扩建。每至大比之年，“应试者辄两万人，文物蔚然，为廿三行省冠”。[10] 亦有“江南合两省为一，与试者多至万六、七”[11] [16]1157 一说。
应试仕子多会待发榜后方散去，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如旅店、会馆等满足衣食住行的行业和文玩器物行业。“东牌楼沿秦淮东岸，北抵学宫贡院，南达下江考棚，大比之年，商贾云集”，出售书籍和各地文玩物产，如“歙之笔墨，宣之纸，歙之砚，宜兴之竹刻陶器，金陵之刻磁，乃至常之梳篦，苏之糖食，扬之香粉，可以归贻细君者，鲜弗备”。[17]卷八·坊市志考市贡院前的贡院街和西侧状元境是这些商品买卖最为集中的地方，私营书坊“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8]卷二明时有圣谕“凡举子赴京应试，沿途关卡免验放行”，应试举子便利用此机会贩卖，以赚度日之资，南北货物交换场所即在泮宫前（今夫子庙前广场），此风一直延续至清末。清同治间（1862—1874）举人汪士铎曾立碑申请禁止在孔庙前设摊经营，[14]61 可见货物交换及贩卖之风颇具规模。交换之繁盛也吸引了民间商贩及卖艺杂耍者，嘉庆间（1796—1820）“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贡院前“有卖雀戏者，蓄鸠数头，设高桌，旁列五色纸棋”。[18]卷六日久形成的商业态势愈演愈烈，即使非大比之年，在淮清桥以西的贡院西街、状元境等地，仍然商业兴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促进旅店客栈的发达，仅夫子庙状元境百米长的巷内，鼎盛时就有旅店25 家之多。[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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