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位在长安南郊的太学即有“槐市”一说。“太学中列槐数百行，诸生朔望会市，各持其土物及经书买卖、议论。”[5]卷三十二·陕西布政司古迹槐市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城市和时代背景：①长安自身的居民聚居和相应的生活市场在城市北部，太学则在南部的礼制区，氛围迥异，自不会常设市场；但限于南北距离，生活不便，且游于太学者甚众，遂逢每月初一、十五，自发集市交易本郡土特产、书籍、乐器等，既可补度日之资，又增学术及情感交流。槐市无围墙、房屋，即为临时集市之明证。②时间跨度上，西汉距离春秋战国并不遥远，太学尚存百家争鸣之“稷下”[5] 遗风，又未有孔庙之立，与后世孔庙的肃静特质还是存在差异的，偶尔的集市亦无伤大雅。
随着后世庙学制的建立与完善，“槐市”已演变成为一种代称，历史的回响恐仅限于槐树成了孔庙之中的常见树种。亦即前文述及的，喧嚣混淆的城市环境乃为孔庙选址所避讳。然而，某些城市的孔庙附近仍是逐渐出现了商业活动，“学前街”亦成其市场之代名词。或有如下几种可能：
（1）孔庙为大量学生聚集和生活的场所，出于日常所需存在着一定的购买力，以就近原则考量，相关的社会服务出现是符合商业经济运作规律的，今日大学校园周边密集的“学生经济”即为典型表现。但明地方孔庙附近市场仅得3 例，并不足以构成立论的基础，就古代地方城市（尤其县级及以下）而言，囿于城市规模，出现城市副中心或多重城市干道的可能性皆不大；而孔庙以其在城市构成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多选址于主要街道；如此，市场和孔庙发生交集的几率还是颇大的，前3 例皆为县城，或为一证。亦即，小型城市的用地限制或为市场出现在孔庙周边的重要动因。
（2）孔庙的日常经费来源除学田外，有的地方政府亦会酌情拨部分房廊屋产归其所有，以坐收租房之利。如北宋靖康间（1126—1127），建康府学岁入1824 贯，其中一成即为学田之外的房廊71 间及酒坊3 处的创收，[6]卷二十八· 儒学志一类似情况在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神宗即位初（1068—）右正言孙觉即有关于州县学经济状况的概论:“朝廷自庆历以来（1041—），诏天下立学，郡县往往有学舍、官田、房廊之利。”已将房廊与学田并称为两大经济来源。又据徽宗御制《辟雍记》，大观二年（1108）诸路统计上报的州县学房廊总数已达9.1 万余楹，足以说明房租收入所占比重之大。[6] [7]当然，房产可以位于城市中的任何地方，但若政府所拨或孔庙自建的房产选址在附近，孔庙周边的商业活动则应运而生了。如南宋嘉定三年（1210）庆元府学自建房屋23 间用于出租，市场效应迅速蔓延，以致孔庙边界模糊不清，唯恐“地久浸失疆界”，不得不在宝庆二年（1226）“计其丈石，埋石以识之”，[8]卷十三·学校6308 前后不过二十年。(www.xing528.com)
（3）早在五代，雕版印刷技术就已盛行，[9]65“时（后唐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10]六百八学校部刊校宋时更加普及，并得到大发展，刻书几成高盈利行业，如国子监刻书除“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还“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7] [11]地方官学亦广开刻书之门，尤其在北宋中期以后，印刷业的官方垄断松动，私刻、坊刻及各地官刻业迅速发展，部分发达地区凭借雄厚知识和人才储备，更成为重要的印刷生产销售部门。[7]25-26 此后，地方刻书现象几为常态，只是各朝或各地情状强弱不一罢了。依此推论，至少“书市”业态的出现及依附于孔庙也是可能的，今日某些城市据孔庙建筑遗存开办书市及其他相关文化产业，或可视作传统的延续和发扬9。
毕竟，孔庙的肃静特质为首要，与市场共处并未在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形成主流；若对商业依附于孔庙的现象作城市理论层面的注解，或以陈薇先生一语拨尽迷雾：“有什么比经济更能主宰人的生活状态及城市运转和兴衰状况呢？政治制度固然重要，但相对于经济活动而言，通常它对于地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则降为次要。”[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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