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曲阜孔庙及城市的发展脉络主要有五个阶段:
(2)因旧宅立庙,约在东汉顺帝间(126—144),庙已移往鲁城之内;此后一直相沿,时有修复,皆维持汉制。
(3)孔庙扩建,始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宋、金亦不断扩建之。宋初曲阜县城仍沿于唐及五代时期旧址(今曲阜东北周公庙高地一带),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传说轩辕黄帝诞于寿丘之故,诏改曲阜为仙源县,并移县址于仙源县(在今曲阜城东旧县村)。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复曲阜旧名,而县址不迁,直至明中叶。如是,庙城相分达五百余年。(www.xing528.com)
(4)庙宅相分,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由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令孔治主持完成,由此形成了明清以后孔庙的基本格局。[1] [1]
(5)环庙筑城,直接起因乃明正德六年(1512)山东刘六、刘七起事,一度攻入曲阜县城,并对孔庙大加破坏;次年(1513)按察司分巡东兖道佥事潘珍奏请:“将曲阜县治徙庙傍,量筑城池,以备防守。”得以诏许,于是在今址以孔庙为中心重修曲阜城。历时十年,至嘉靖元年(1522)竣工,此时孔庙及孔府已扩建,约等同于今日所见规模,县城即以之为中心规划营建。城周八里三十六步,初开四门,即东垣秉礼门、南垣崇信门、西垣宗鲁门、北垣延恩门。《城阙里记》云:“视其外则高墉深沟,与泰山、洙泗映带而萦回;视其内,则庙貌公府伉然中居,而县治、儒校、行台、分司,以及市廛、门巷罗布环列,足以增宫墙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举之;后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于是乎庶几无患矣。”[2] [1]
明时的“移城卫庙”至少在空间形态上使孔庙、孔府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使曲阜成为因庙成城、庙城相依的独特城市案例;但庙城的大发展乃至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实际在清,孔子本庙拥有了城市构成中的绝对控制权,其作为天下孔庙之祖的身份在曲阜得到了最有分量的城市空间体现。关于明清时期曲阜城市的形体结构与社会发展,前人已有深入之研究,本文的关注则在于明清时期的曲阜游观和祭孔礼仪前期准备的过程描述,并及孔庙与城市之间的空间与功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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