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为“诸州岁贡三人”，[37]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开始施行科举制，炀帝继之又置进士科，唐建国伊始继续之，并逐步完善。唐时科举（唐人习称“贡举”）分制举和常科：前者以皇帝名义临时下诏开科取士；后者则为每年定期举行的遵循既成规范章程的考试，常科举子来源包括“生徒”（中央国学和地方学校选拔举送）和“乡贡”（自行报名参加州县一级考试且成绩合格者）。
每年“孟冬之月”，乡贡举人与来自各级学校的生徒举人“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准备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此间尚有许多例行的手续。[22] [38]
十一月，试子们进宫朝见帝王，“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大明宫）宣政殿”；之后赴国子监孔庙谒先师，“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23] [39]只不过此两项时行时废。
科举考试虽也有早在冬季、迟至三月的，但通常在正月、二月行之，尤以正月居多；唐前期地点在尚书省，发榜可能在皇城的端门，后期则改在位于尚书省南的礼部贡院，发榜亦改在贡院的东墙。
放榜后便是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新进士先就大明宫光范门内东廊设宴，候宰相上堂后参谒；再拜座主，地点移往主司府上；谢恩后，齐赴期集院再贺。自是，宴集的帷幕正式拉开，主要包括：闻喜宴（为官方敕令，官宴性质）、曲江游赏、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活动范围集中在曲江及附近；其他如相识宴、樱桃宴、月灯打球、看佛牙等，则穿插于其间，只是地点、时间皆不一，非为例行节目。待进士通过吏部关试、领取春关（吏部发放的证明文书）之后，方获出身（入仕做官的资格），再以关宴作为结尾，学子们从进京科考到入仕做官的主要历程，至是告罄（以上表述，皆为通常情况，未虑及改朝、政令或战乱等因素带来的程序改变）表4。杨波详尽地描摹了唐时科举制度下长安士风的风情画卷，[38]从中可真切体会到在某个特定时段中，文人心态和文士作派对长安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文人雅集虽不可避免地增长了奢华风气，但在丰富城市文化生活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再定义了长安部分城市空间。
表4 唐长安试子从科考至入仕的主要过程及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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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38]75-150 整理。
相较隋大兴，唐长安的最大变化是高宗（650—683）时营建大明宫和玄宗（712—756）时的兴庆宫，前者代替太极宫成为主要正式朝廷，后者为离宫。另一变化则是增加了两处夹城：一由东苑沿长安城东垣抵曲江池芙蓉园（曲江在秦时已有，隋时开发为风景园林区，唐时又建芙蓉园）；又一由西苑沿北垣至芳林苑。二者均为帝王游幸的专用复道，来往不为平民所知。[16]43 东夹城的营建直接沟通了大明宫、东苑、兴庆宫三处皇家空间与曲江池芙蓉园的城市关系，建造行为实现了皇家的实质性介入，长安城东南的名胜佳处促进了皇家、平民共享城市空间的形成。很显然，在前述描摹长安科考士子的风情画卷中，宴集的最主要几个程序均在以曲江池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展开，可见该处在城市、文化、景观等众多方面地位的举足轻重，且具备强大的空间辐射作用。而宴集之前的朝见、谒先师、拜宰相及之后的关试，恰是在皇家游幸之外建立的另一个皇权与城市东南部之间的空间联系。
从城市地理空间上看，与科举及试子们相关的城市活动行为主要发生在“太极宫—朱雀门大街”和“大明宫—曲江池”之间。天子与民同乐的主要场所则集中在城市东部，除了高悬于天的皇权空间借由东夹城的导引和保护，安然降落于以曲江池芙蓉园为代表的世俗世界，尚有长安城规模最具的皇帝会见平民百姓的广场，位在兴庆宫西南角的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所面临的十字街口（胜业坊、东市、道政坊道口），玄宗常于此举行官民同欢的盛大集会，且紧邻东市。长安城南北均分，虽东城（万年县辖区）住户数量远不如西城（长安县辖区），却多高官显贵、皇亲国戚居处，也导致了东市相较西市多售卖奢侈品。[16]44 如此种种，皆体现了因皇权所在带来的空间集聚效应11。
贵为城市中轴的朱雀门大街宽近150 米，有“天街”之美誉，却非交通频繁所需，乃因皇帝郊天仪仗所经，一年之中不过一次而已，常日只是壮阔空旷。[16]40 大明宫位移了唐政权的实际统治中心，与代表城市休闲文化生活的曲江池南北呼应，二者之间的空间联系发挥着一道隐性的城市轴线功用，在相当程度上置替了原有物化轴线（朱雀门大街）的城市组织角色，担负了唐中后期长安城（尤其是东城）的城市统领重任。上述发生在“大明宫—曲江池”之间的诸般空间行为，有力地促成了“圣”“俗”交融，并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活动和官宦生活举止的重心向帝都的东部转移。
11 唐长安皇帝及科举试子的活动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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