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国子监庙学建筑布局及规制的推测

涉及长安国子监孔庙建筑布局及规制的文献只鳞片爪，且常无确定名词表示，因此，对文献记载情况切不可武断论之，应结合唐人论述习惯、其他类型的庙制规格等综合考量。经逐一解读表3，大致可勾勒出代宗（762—779）至宪宗（806—820）间的国子监与孔庙轮廓。

表3 有关唐长安国子监概况的文献及解读

注：以文献记载内容的已知至迟时间先后排序；
为对照便，文献与解读以分行的方式对应。

之所以有时段之限定，原因有二：①检出的文献史料中，大多记载代宗至宪宗之间的情形，且撰者亦大多生活于该时段；②据路远研究，国子监有过五次较大整修，除武则天时期存疑外，其余四次分别为代宗永泰二年（766）、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文宗太和初年（827— ）、昭宗大顺元年（890）。[30]19-23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使国子监遭受了巨大破坏，“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28]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代宗代宗时的整修无疑是百废待举，“敕修国子学、祠堂、论堂、六馆院及官吏所居厅宇，用钱四万贯，拆曲江亭瓦木助之”，[31]卷六·关中四102 其规模当有所变动。

整个国子监总占地约6.25 万平方米（边长约为250 米的方形地块，约合93.75 亩），孔庙大致建于贞观三年（629）至七年（633）之间，庙学排布方式为左庙右学，目前尚未寻得有关布局明确规定的文献记载，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源自周制“左祖（宗庙）右社（社稷）”，[29]81 权作一说。又，代宗永泰二年（766）京兆尹黎干“以薪炭不给，自西市引渠”，漕渠自务本坊国子监东过9。[14]卷四·西京漕渠129

孔庙周以宫垣，有二门：正门在南，为门屋，三间，饰朱色，悬“文宣王庙”额，列十戟，规格并不高；^[16] [32]东门亦为门屋，一间，门外有道路，神厨于道北，斋院又在其后，均较为朴素。孔门圣贤集于一殿祭祀，庭院之中尚无后世孔庙为孔子从祀者专设的两庑建筑。祭殿装饰华美，基座高三尺五寸，有东、西两阶。屋顶形式不详，殿身面阔七间，进深七架（六椽）或九架（八椽），柱网布置近似宋代的双槽，分三跨，前后跨各深一间（外槽），中跨深二间（内槽），中间空间较大，便于安放十哲坐像，七十子及二十二贤图绘于壁。坐像安置方式不明，后世多有臆断，如：（宋）朱熹认为孔庙中像置于椅上或台座均不合于古礼，当为席地而坐，其在白鹿洞讲学处所设礼殿即用坐式；（宋）罗大经根据“郑国列子庙，见其塑像，以石为席，而坐于地”，认为“先圣像设亦重仿此”；[33]卷四·甲编71（宋）岳珂《愧郯录》亦记载：成都府学所藏汉时礼殿石像及蜀地先圣先师木刻像，均为席地坐式。[7]85 又据《开元礼》载释奠时设先圣、先师神座“席皆以莞”，^[17][11]祭殿内坐像席地而坐或以石为席，似有可能。(www.xing528.com)

9 唐永泰二年（766）漕渠自长安务本坊国子监东过

引自：（日）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第一三图《长安坊里图（四）》

太学为一组纵深庭院，以太学南正门起始。先为讲堂，有廊连接，连接方式难以确定。讲堂前有玄宗天宝四年（745）所建石台，刻御注并手书《孝经》，雕刻精美，碑座四周蔓草卷曲起伏，雄狮迎风吼啸；碑额祥云缭绕，长龙盘旋腾飞，一派生机。文宗大和元年（827） 又议立《开成石经》，^[18] 九年（835）开始雕刻，开成二年（837）始成，[28]卷十七其目的也是鉴于“经籍讹谬，博士相沿”，故“召宿儒奥学，校定元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玉其阙”。^[19] [28]讲堂有东、西阶，且北墙设门，可由北阶入，堂内布陈为坐席制。代宗大历十年（775）修《大历壁经》，据儒官勘校过的经本书于太学论堂东西厢之壁，“辨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柬之而归于大同。”如是度过了约六十年，即文宗大和八年（834）左右，壁经文字崩剥污秽，于是重修，“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犊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20] [34](10)6890 讲堂后为国子馆门，门内为二进院，类于讲堂庭院，为国子馆所在。再后为三馆门，门内为三进院，广文、大学、四门共处一院。其中，广文馆本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为玄宗天宝（742—756）中增置，但“廊宇粗建，会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寻属边戈内扰，馆宇至今不立”。[2]卷五458-459 另，太学射堂、斋舍等皆备，惜所在不明10。

10 唐长安国子监布局推测

安史之乱后，国势一撅不振，中晚唐的几代帝王虽均力图恢复贞观、开元盛世，无奈地方割据势力日趋强大，中央权威日趋式微，终难再振雄姿。尤其德宗以后（805— ）财政日绌，统治者不得不抽取一定数量的官俸来修缮学校。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率文官俸禄，修广两京国子监”，乃为“国学毁坏荒芜，盖以兵戎日久，而修葺未暇也”；[35]卷六百四·学校部·奏议三懿宗咸通间（860—873）又令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36]卷四十·学校考昭宗大顺元年（890）再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35]卷六百四·学校部·奏议三并诏“有国之规，无先学校，理官之要，莫尚儒宗。故前王设塾庠，陈齿胄，所以敷扬至道，宏阐大猷者也。国学自朝廷丧乱已来，栋宇摧残之后，岁月斯久，榛芜可知。宜令诸道观察使、刺史与宾幕州县文吏等，同于俸料内量力分抽，以助修葺”。^[21][10]卷九十一此举演进为所谓的“光学制”，中央官学尚且如此捉襟见肘，推想地方学校更是难逃衰竭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