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古代行礼解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大唐开元礼》：“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备，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唐以后历朝历代，虽有踵事增华之作，^[13] 均为承袭《开元礼》而来，且规模难与之比肩。并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对整个汉文化圈的礼乐律令影响深远。诚如（日）池田温所言：“渤海、新罗、日本、高丽，均曾请求唐传写《开元礼》，日本礼乐更是全面借鉴唐礼。”[11]出版前言有鉴于此，对《开元礼》有关孔庙和学校诸礼仪（尤其释奠礼）的解读，不仅可以明了唐时行礼的步骤及细节，并可借助礼仪陈设、站位及进程等方面的研究，豁然于城市尺度下的空间运作，并为后世诸朝孔庙行礼的延传或变化提供最为基本的参照坐标。

唐五礼依次为：吉、宾、嘉、军、凶，孔庙和学校礼仪分属吉礼、嘉礼两类。独不见“乡射礼”之记载，^[14] [11]射礼体现的是“以射观德”“立德正己”的观念，最初施行于射宫。汉代儒学复兴，尤其是东汉天子大射礼仪得以恢复和实行，成为中央官学学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之后，则逐渐转向军事礼仪，[25]125至隋唐最终定格，《开元礼》“皇帝射于射宫”“皇帝观射于射宫”均属军礼之列，从中央官学学礼体系中脱离出去。后至宋，复于乡饮之后行乡射之礼，“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26]卷一百十四·志第六十七·礼十七此为后话。

为明晰行礼过程的空间转换，先须弄清务本坊及国子监的基本布局。观之（宋）吕大防《长安城图》残片4，务本坊内有两条主要道路，呈十字交叉，“务本坊半以西国子监，监东开街若两坊，街北直抵皇城南，尽一坊之地。”[27]卷七111 经考古勘测知，坊址东西约700 米，南北约500 米，面积约35 万平方米。坊东北为官员宅第、旅舍等，东南为景云观（先天观）。二者之间隔有南北向通道，宛如两坊。国子监自成一独立系统，居坊西街北，占地约为全坊五分之一，南北约250 米、东西约250 米，约6.25万平方米。 [7]71 又据《大唐郊祀录》“其太学讲论之堂，在庙垣之西”，[19]卷十·释奠文宣王国子监为左庙右学的排布方式。

4 （宋）吕大防《长安城图》中的务本坊国子监

引自：（日）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第二图《长安城图（二）》

表1 重要行礼过程概述

以下关于行礼的空间解读集中在视学、释奠、养老三者，着重于程序行进的空间转换及使用表1。至于行礼时间、参加人员、具体步骤、各步骤施行礼节等，及束修、乡饮酒、正齿位的行礼程序，可据《大唐开元礼》作条分缕析之文字解读，兹不赘述。

概括而言，“视学”过程围绕国子监太学讲堂进行，与孔庙无甚关联。“释奠”在《开元礼》中虽位列视学之后，却是耗时最长、程序最为繁琐，体现了释奠礼地位之崇高。因皇太子身份特殊，计6 个环节，国子、州、县则只计3 个环节，除无出宫、讲学、还宫外，其他行礼过程和内容基本与皇太子释奠同。^[15] [1,11]《开元礼》成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该时孔庙祭殿内孔像仍坐西朝东，改南向是七年后（739）的事情，故记载的行礼人员朝向仍为旧制。“养老”由皇帝、太子、百官、使节、藩客、学生等人员参加，人数庞大，礼节严整，对于准备、仪仗、位次乃至养老礼中的迎、宴、谈、送等环节都讲究有加，整个过程处处彰显了崇儒重教、敬老尊贤的真切意图，与东汉、曹魏、北魏、北齐、北周有明显的制度继承关系，体现了先秦古礼的基本意蕴。

“视学”来去皆有国子祭酒以下、学生以上并出，就监外道东奉迎或奉辞；“释奠”来时不作鼓吹，行事低调，去时已在讲学之后，可作鼓吹及接受欢送，人群仍在道东。坊内有两条主道，南北向路不符合坊“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28]卷三十五·志第十五·天文上的顾虑，东西向路则以高大坊门限定，其地位不言而喻，迎送皇家的人群不至于屈居在南北向路东。若在东西向路东，则在路当中，似乎更不大可能。若从东坊门进入，则要穿越坊东的繁华地带，较为扰民。故，推测在坊外南北向大街东侧行迎送之礼。国子监东西约250 米，以正常人步距60 ～75 厘米、速度约为1 米/秒计算，就算走到尽头，也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况且在行礼前后，皇帝、皇太子均会居停，人群自坊外大街至监内站位之间折返，时间是足够的。

皇太子释奠后返宫，“车至城隅，鼓吹止。过庙，鼓吹作。”该庙当指太庙，与国子监仅一街之隔，皇太子过不作鼓乐，对祖先以示敬意，在情理之中。若皇太子直接自务本坊南北向路北出，至皇城墙所需时间无几（国子监南北约250 米，且太庙即在其正北的皇城墙内），鼓吹的作、止恐怕就极为仓促了。倘上述推测成立，则皇帝或皇太子往返国子监的行进路线，除务本坊与其西侧兴通坊之间的街道外，其余皆在皇城根下（宫城、皇城及皇城墙东南线），笼罩于皇权的直接范围之内，亦符合国子监行礼中的皇家性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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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皇帝皇太子视学”长安国子监陈设示意

7 唐“皇帝养老于太学”长安国子监陈设示意

6 唐“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长安国子监陈设示意

视学非常祀，“天子有时而行之者。”[1]卷十四·志第四·礼乐四唐初高祖（618—626）、太宗（627—649）时代，视学时均亲临释奠，而《开元礼》不见皇帝释奠礼，可能是准皇太子行之，皇帝在释奠礼中的主持角色已完全退居幕后，为汉晋以来一大变化，始作俑者为太宗李世民，皇太子主持成为定制。而养老虽有仪注之厘定，但观之有唐一代，实施状况恐怕有名无实表2。[29]103 这样一来，皇太子释奠时的城市行进路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家国子监行礼中的最主要代表，经由的城市空间仅局限于紧贴皇城东南隅的线性街道中，限制在皇城的延喜门至安上门之间。玄宗开元以后（741— ）释奠礼更退而由国子祭酒主持，[29]99 国子监原本借由皇家行礼可以将空间的触角伸至皇城内外的唯一机会，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8 唐皇帝、皇太子长安国子监行礼路线推测

表2 唐长安国子监行礼

注：据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29]95-98
附表四“隋唐中央官学的学礼”整理；制表格式有变，典据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