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除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文举与孔庙系统之外，武举与武庙亦皆创置于是时。武庙即太公（武成王）庙，“为姜太公庙也”，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祠武成王庙自此始”。[6] [8]11,[9]1047《立齐太公庙制》云：“宜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二时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为将功业显著康济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配享。”[7] [10]卷二十三可知，武庙建置地点在两京及诸州，不达于县，普及程度不及孔庙；“祭典与文宣王比”，[1]卷十五·志第五·礼乐有配享、从祀，亦施行释奠、乡饮酒等礼，祭祀时间（春秋仲月上戊日）则在祭孔（春秋仲月上丁日）翌日，虽与孔庙释奠同属官方祭典的“吉礼·中祀”范畴， [11]卷一，卷五十三，卷五十五但明显位居其下。
有关武举、武庙建置及相关制度演变，陶希圣、高明士、黄进兴等已作入微之考察，[9,12,13]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文举与孔（文）庙结合，武举与武庙结合，且皆具庙祀系统，又均在玄宗开元（713—741）至天宝初（742— ）形成，官方设置的文、武系统在都城中（至于诸州之武庙实例，一时无考）的空间表述方式如何？对都城空间布局的影响又如何？……
西京长安：唐长安相循隋大兴，两朝国子监及孔庙自始即在务本坊。务本坊位于皇城东南，为朱雀门大街（长安城南北向中轴线所在）东第二街北起第一坊，西北临近皇城安上门。[8] 太公庙则在外郭城的太平坊。 [14]卷四·西京太平坊96-97“京都（长安）置太公庙于孔子庙之西”，[15]50 由皇城南望，正是“东文西武”的空间格局。
2 汉、唐洛阳城址变迁
引自：黎承贤等《洛阳》第59 页《洛阳文物古迹分布图》
东都洛阳：隋以洛阳为东都2，规制相仿于长安城，宏伟壮丽。城址跨洛水南北两岸，水南大于水北，且东西延伸，南北有限。这些地形特征，使洛阳城市布局灵活而不对称。宫城中轴由隋炀帝指定， [16]51 往南延伸即主干大街，从端门至定鼎门（隋称建国门）“南北七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17]3 隋时“种植樱桃、石榴、榆、柳，……今（唐）杂植槐、柳等树两行，……临大街并为重楼，饰以丹粉”。隋国子监即位于此大街北端东侧的修文坊，“隋立国子学于此，因曰修文”，[18]卷一8340 临近入宫必经之路天津桥。唐初洛阳曾降为洛州，后又恢复都城地位，东都国子监设于高宗龙朔二年（662），位在正平坊，[9] [18,19]监前立纪念尹知章碑。[10] [14]太公庙则在外郭城的道德坊，[11] [14]位在国子监所在正平坊的东北角。
长安以朱雀门大街、洛阳以定鼎门大街为城市主轴线，皆以城北宫城为空间递进的高潮，城市布局由此展开。不过，洛阳没有长安那种整齐、宽坦、对称的格局，而是比较顺任自然、灵活、不对称，[16]49 因此，除了宫城范围内各功能空间对皇权的拱卫与长安类似外，其他则更多地体现在意识形态的空间意向上，而不似长安在地理空间上的明确对置。长安的“文”“武”空间在皇城南呈东、西鼎立之势，并分别强调了皇城内“左祖右社”（长安“右社”为社、稷二坛并列，社东稷西，俱北向）礼仪制度在空间上的延续3。(www.xing528.com)
3 隋、唐两京的“文武”空间与城市结构关系
注：
①底图引自：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P318 图3-1-1《隋大兴—唐长安平面图》，P332 图3-1-11《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平面复原图》。隋唐长安、洛阳城图为同比例缩放；洛阳城市方位为南偏东，为表述空间便，本图视洛阳为南北向。
②两京主要功能分区及标志性建筑参照：妹尾達彦《隋唐长安与东亚史的转型》“长安的礼仪空间”；郭湖生《中华古都》P42 图3《水系及城市分析图》；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P363 图3-2-2《唐长安太极宫平面复原示意图》，P370 图3-2-5《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图》。
据《礼记》及（唐）孔颖达疏：殷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周制“大学在国，小学在四郊”可知，学之设在东南或郊；倘若执意于古制“郊”的定义，殷制为“假令百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国，国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周制则“近郊各半之”， [20]卷十二·王制第五“郊”与皇权中心的空间距离并不遥远。由是观之，隋唐两京以国子监及孔庙为代表的“文”空间与以皇城、宫城为代表的皇权中心之间的空间关系和距离，仍是符合传统礼制的诉求。再据《周易》：“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21]卷九·说卦也可视为祀先圣孔子的庙宇，空间定位在太庙之南、皇城外东南方的理论注脚。至隋唐时，国子监实已成为国家诸学之统领，并无古时大、小学在地理分布上的限定和隔离，与其陷入古制的窠臼，毋宁解释为“文”空间在新的历史时段及都城空间结构上的新发展。
其实早在南北朝，关于武学设立就多有其议，且有立学施政之例。[22]卷一百一十二·庆历兴学南朝齐高帝即位之初（479— ）崔祖思启陈政事即议立武校，“宜大（太）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12] [24]对本文而言，该文献的意义在于基于礼制和城市双方面的“文”“武”布局的考量，体现了不同功能空间的地位高低。“文”空间在皇城、太庙南，隋唐两京皆然，只是唐洛阳国子监孔庙相较隋时更偏离宫城和城市主轴线；“武”空间的位置则与崔氏说法相异，长安以朱雀门大街为界，文、武庙东西对峙于皇城之南，洛阳的武庙则在皇城外东南角，在地理上反较文庙距离皇城为近，“文”“武”之间并无太多空间上的呼应。推想：一来可佐证洛阳城市建设的灵活布局，二来毕竟武庙的出现并无太多旧制可循，且统治者重文抑武的现象时有发生，“武”始终无法与“文”等而视之，体现在城市空间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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