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南海私塾主要有家塾和村塾。其办学形式灵活、简便，有由闾里、宗族、房头创办的，有富户人家设立的，有塾师自办的，也有数家合伙聘请塾师教授自家子弟的。古代南海的文化教育是以私学形式出现的。南海第一所私学创设于何时，已无从查考。宋代，在“仕途经济”的刺激下，尤其是南宋以后在朱熹理学影响下，南海私塾有较大发展。元代，虽提倡社学，但各类私塾仍具有一定的规模。明代，因推行社学制度，私塾规模一度有所回落。社学几经兴废，办得好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但明代南海受理学影响仍很深，因而私塾仍然不少。民间传诵“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清代，因社学衰落，私塾迅速发展并遍及乡村。据《南海县志》载：“士以笔砚为恒产，教授为生涯。穷村僻壤有塾学，稚子不任力作，概令读书。虽樵牧童竖，罕不识字者。”清末废科举兴新学，部分私塾改办为新式小学堂。由于私塾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民国八年（1919）、民国十二年（1923）、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政府明令禁办私塾，对私塾严加取缔；抗日战争期间，复令改私塾为国民学校。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私塾存在。新中国成立时南海全县仍有私塾173间、塾师148人、在塾学生3450人。1953年，南海县人民政府将全部私塾加以取缔，结束了私塾教学的历史。
大沥私塾 清代，大沥民间开办了不少的私塾、书舍、小学堂，较有规模的私塾有12所。私塾由宗族或富有人家延聘塾师到祠堂或家中教育其子弟，酌给束修（报酬），宗族外或家外人不能入塾就学。民国年间，大沥共有私塾38所，较有规模的私塾有19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政府严令取缔私塾，但私塾仍未绝迹。[1]
丹灶私塾 明清时期，丹灶的私塾分两种：一种是富有人家或宗亲延聘有学问的人到家或家祠、宗祠教育其子弟，酌给束修，如康有为童年时在家接受塾师简凤仪的启蒙教育；另一种是私人利用其住所或租赁祠庙设塾，收取学费，属职业性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乡内私塾比较兴旺，同时家塾则相对集中在较富有的地方，仅西城村就有私塾20多所。晚清至民国初期，丹灶私塾遍布各乡村。据统计，1885至1950年间，丹灶有如下私塾：理臣私塾、志勤书屋、文辉私塾、钓浦私塾、灿尧私塾、华宝祖私塾、笑河私塾、平山私塾、周星私塾、凤生私塾、庆石私塾、禧棠私塾、果溪（梅庄私塾）、均让私塾、仰贤私塾、信臣私塾、景廉私塾、梅庄私塾、迪儒私塾、汉钟私塾、耀始私塾、冯村私塾、龙规私塾、文赞私塾、其珊私塾、女子私塾、家锐私塾、富仪私塾、梦洪私塾、松轩祖馆、锡山祖馆、陈氏祠设馆、塘口坊设馆、世祖馆、淑芳私塾、公道私塾、剑光私塾、隐梧家塾。新中国成立前夕，丹灶地区还有私塾39所。其中以康氏炳堂家塾、西城村游十六办的女子私塾、大杏扶溪书院和仙岗村仙岗书院较为有名。著名学者有方献夫、冯成修等。[2]
表5-1 1885—1950年丹灶地区私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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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私塾 晚清时期，官窑境内商业鼎盛，当时学塾多设有尺牍论说精选、珠算、声律启蒙等。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提出整理私塾，但官窑未普遍实行，私塾与学校依然各行其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官窑的大小榄、松岗圩、官窑圩等乡镇地方，有私塾不下20余间，县下令官窑分所将各私塾立予解散。但私塾和变相私塾仍未绝迹。[3]
和顺私塾 和顺境内私塾多是在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建立的。据统计，清代和顺境内各乡村私塾、书舍、书院主要有梅松书舍、兴贤书舍、浩社书塾、天贵书舍、恒至书舍、泰伍书舍、吾郁公书舍、毕灿私塾、洲表私塾、孔姓私塾、兴贤里私塾、三和里私塾、万边私塾、云屏私室、宗盛公私塾、三多书院、金龙书舍等。[4]
黄岐私塾 清末民初，黄竹岐堡、泌冲堡内各村均有私塾。据民国期间《南海佛山市政公报》载，南海“私塾几数倍于学校”。黄竹岐村有梁典文私塾、陈维得私塾（两塾后并为典维私塾）、陈灼文私塾、梁瑶圃私塾、梁蔚文私塾、陈畴五私塾、何岳生私塾、梁芝进家塾等。沙溪有同福堂私塾，白沙涌口有宝光书舍。漖表私家厅、二房厅，北村孖祠堂，南村孔氏宗祠均开设过私塾。[5]
金沙私塾 新中国成立前，大洲沙境内有私塾15家，分为家塾与村塾，称蒙馆、书馆，是儿童初入学启蒙之馆所。私塾多设在家里或小厅堂，人数较少，设备简单；后两种多设在祠堂或厅堂里，设备略齐，学生亦较多。据统计，大洲沙境内书塾有南沙的向南书塾、三村书塾、一村书塾、六甲书塾；罗行的广益书塾、田心书塾；下滘的横基书馆；西岸的西耕书塾、南四学堂、何章书塾；西联的伦叙书舍、军祖书舍、李氏学堂、荫远堂书室、洁川书舍。新中国成立前夕，大洲沙还有15家书塾。[6]
表5-2 1949年大洲沙境内书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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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安、新安、高海、中安、下安、东联等村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无书塾。
九江私塾 清同治至光绪年间，九江堡从象山至忠良岗不足两公里的地段就有私塾六七所。民国二十年（1931）九江市私塾有木本学塾、崇文学塾、时敏学塾、励志学塾、共济学塾、坤范学塾、正南学塾、垂远学塾、养和学塾、黻廷学塾、南兴学塾、志立学塾、光益学塾、务本学塾、英华学塾、龙骧学塾、首阳学塾、爱莲学塾、治本学塾、伯骥学塾、启奎学塾、道正学塾、椒升学塾、辑芸学塾、肇元学塾、励群学塾、知新学塾、励勤学塾等28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海县政府严令取缔私塾，但九江私塾仍未绝迹。[7]
九江礼山草堂 原址为南方陈兆昌堂祠，又名石鼓祠，位于九江镇南方村忠良岗（又称礼山）麓今南方小学校园，是当年朱次琦南归讲学的地方。清咸丰六年（1856），朱次琦南归，在南海县学宫尊经阁讲学，宗族故旧之子弟多追随从游。九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朱次琦返归九江。咸丰八年（1858），朱次琦居九江（今九江镇下西太平村），据《朱九江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居九江先人敝庐，方宴而已”[8]。从学者由远方而至，日渐增多。在九江南方礼山下陈氏宗祠讲学，称“朱馆”，有古大夫归教州里之风。后来，人们称这间位于礼山山麓的学堂为“礼山草堂”，朱次琦在此讲学二十余载。其讲学大旨，无分汉宋，皆以修行读书为务，早晚上课讲论，必列举经史、掌故、性理、词章，阐发其精要，令学者日有启发。从学者，初时听讲学，似觉漫无边际，而后则日益信服，愿终身追随学习。至朱次琦过世后，犹有留在草堂不愿离去的。朱次琦日常唯与宗族乡人学者相见，严训子弟，束修守法。而兴修祖祠，积谷备荒，治堤筑笕，无不竭力。朱次琦讲学，关注世务，重视实学。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污俗，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朱次琦开设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等“五学”课程，对学生提出“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的“四行”标准，要求学生达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的规范，努力上进，为国效力。[9] 朱次琦门下高足，出了不少有用之才。康有为、梁耀枢、简朝亮等均出自其门下。朱次琦自山西归，礼山讲学，孜孜不倦。整日正襟危坐诵读，并无丝毫倦容。光绪七年（1881）八月，朱次琦谢绝一切应酬，致力于整理书稿。虽奋力写作，但知时日无多，很难完成，遂将书稿全部烧毁。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过逝，终年75岁。后门人简朝亮收集朱次琦的诗文暨附录，编成《朱九江先生集》10卷。光绪二十年（1894），门人集资在下西村太平约桑园围基外建祠纪念，祠门额书“朱先生祠”，乡人惯称“先生祠”。祠枕大堤，俯西江，距朱氏祖祠仅数百米，中座有康有为手书匾额“清高亭”。后座供朱次琦石刻像。碑文为门人何炳堃所撰。梁知鉴选碑石，邓骥英书丹篆额。祠在日军侵占九江期间被毁。现将碑文内容摘录如下：
清故京卿朱九江先生祠堂之碑
光绪七年辛巳十二月十九日，九江朱先生卒。越十有三年甲午，门人怀其教而思有以妥其灵也，作祠于其乡祀之。先倡其议者梁君绍熙也，赞成其决者罗君傅瑞也，身莅其事者卢君庆云、谭君则贽也，敛金助工者及门弟子暨小门生不一其人也，司出纳，始终其事而奏其成者，先生族子麟元也。熵垄从诸君子后，奔走其间，因人成事而已，无能为后也。祠基枕堤而俯江，距朱氏祖祠数百武，声相闻，望相见也。祠制堂建四楹，中设龛奉栗主，雕饰不事，无取乎华也。堂下两廊接大门，步趋甚舒，无伤于促也。祠外三面余地，缭以垣，右营一牲所，左筑一像亭，石刻先生画像在焉。祠前小池，广与祠齐，池外子堤相对如案，卜宅栖神，得其所矣。鸠工于季春，告成于仲冬，凡费白金四千余两。祠成，因记其缘起，俾后人得所览观，至先生德行、事业、师表，在人皆吾徒所当，则而像之者也。古人考室作庙皆有诗，因援其议作诗十章以歌之，愿相与共勉焉。诗曰：
於戏先生，命世大孺。惟孝夙成，三年倚庐。
弟兄师友，轼辙同符。人伦轨范，循良楷模。
先生通籍，晋阳出宰。奉使解纷，冰消瀚海。
父母襄陵，政成半载。泽流平河，千秋长在。
先生建策，豫社冠纷。当道懵如，听高不闻。
报檄出疆，贼跄河汾。退修初服，颐志典坟。
先生里居，徵命不起。匪幽云高，义在知止。
晚晋头衔，荣膺朝旨。抚时感怀，太息无已。
先生著作，等身有书。垂死病中，悉付焚如。(www.xing528.com)
假定年稿，莫待居储。委心随化，还归太虚。
先生有子，小字三同。父书能读，天赐其聪。
无忧哀毁，及卒以躬。惟彼嗣孙，克绍家风。
先生讲学，屏除门户。汉宋持平，实用是主。
拟迹圣贤，通今博古。懿矣典型，春风时雨。
高山同仰，孰云其颓。昔承面命，贯耳如雷。
回忆当年，礼山堂开。庙食阙如，曷示将来。
湛祀白沙，祠立斯盛。力戚众擎，愧彼先正。
通德旧乡，风流仰郑。经营既成，妥侑有庆。
嗟我同人，□祀来斯。恪遵遗教，无忝找师。
儒术攸兮，义利两歧，勉崇实学，继轨公徽。
宣统二年春二月乙亥朔越十二日丙戌立石[10]
罗村私塾 明清时期，黄鼎司属下丰宁、大圃、西隆、沙堤、兴贤等堡的私塾有家塾和蒙馆两种。罗村境内的家塾很多，几乎村村都有，较有影响的有瀚莞书舍、竹轩书舍、曾安家塾等。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仍有几间私塾存在。到1952年才全部取消改为学校。[11]
平洲私塾 清光绪元年（1875）平洲林岳村已有吴家祠私塾和南福私塾。宣统二年（1910），平洲梅园村有汝堂私塾。民国时期，平洲境内的私塾很多，每个自然村都有，私塾随时局环境及经济情况变化，时断时续。[12]
沙头私塾 晚清时期，沙头境内开设的私塾有石江南边村的少波学塾、行社学塾、端堂学塾、开智学塾、动公学塾；北村塘基坊的瞻秀书舍；水南沙涌周家村的云巢书舍，南池下涌黄的敬南书舍、兰轩书舍；山根樵阳村的月台书舍；朗星世老村的仓梧书屋、龙潮书舍、艺圃家塾，大朗村的拍隆学社，南畔田心村的育群书舍等。此外，同治八年（1869）开办的沙头义学，亦属私塾性质，设在沙头圩新市长乐街义仓内。民国时期，沙头乡内私塾颇多，先后开设过仙槎学塾、育昆学塾、锡俦学塾、奉酬学塾、联芳书舍、玉溪书舍等60多所，分布在沙头城区（圩）及各乡村，其中较多的有水南、郎星和南金村。新中国成立初期，沙头的私塾大多数已停办，只有在沙头圩和山根村仍开有2所。[13]
表5-3 民国时期沙头乡私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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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私塾 狮山区域的私塾分家塾和村塾两种。清至民国，狮山区域的敏南、敏西、根溪、黄边、黄洞、唐边、紫冈、上社、江美、白藤、尚贤、旧誉洞等村办有近30所私塾。抗日战争期间，社学、私塾遭日军摧残，大部分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部分私塾重建，私立小学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全部被小学代替。旧式教育结束。[14]
图5-1 西樵松塘村汇川家塾
西樵私塾、书舍 西樵境内最早开办的私塾是百东大岗圩的干林私塾，开办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办时间最长的是简村陈励儒学塾，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入侵广州、佛山时结束，长达52年。民国期间，境内私塾比学校多，前后共办过私塾198间，先后在私塾任教过的塾师288人。西樵各乡村都曾开设过私塾，私塾、学塾、家塾最多的地方是上金瓯松塘村，一村就有六七间私塾。[15]松塘汇川家塾位于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建于清。坐东北向西南。单间二进，通阔5.4米，深11.25米，面积62.37平方米。花岗岩条石地面，花岗岩石墙脚，双隅青砖清水墙，花卉瓦当，镬耳封火山墙。该建筑是上金瓯松塘村保存较好的书院建筑之一。[16]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大夫家塾位于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家塾主人区次颜（1525—1593），号璧江，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科第八名举人，诰奉直大夫，广西养利州知州，隐退后心念故里，返乡修建家塾，传授半生所学，福荫乡梓。家塾原有大木柱四根，“春天阴雨，木柱干爽；秋冬干燥，木柱油润”，村人不知其名，美其名为“拗春天”，木柱记述了主人公四百多年前，隐退返乡办学的美丽传说。松塘培元书舍位于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建于清代。坐西北向东南，为西樵松塘村区氏祖先在清代办学育人的学舍，区氏一族蒙以养正，以育人为本，培养纯和之生命力，故书舍取名“培元”。三间两进，总面阔10米，总进深24.65米，占地面积246.5平方米。花岗岩条石和传统阶砖地面，花岗岩石墙脚，青砖清水墙，镬耳封火山墙。头门前廓三步梁架，木雕瑞兽柁橔。该建筑是南海区保存较好的书院建筑之一。[17]现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养正书舍位于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书舍产人区翰辉，因善德而成三水岗头村乡贤梁知鉴的妹夫（北洋政府总理梁士诒的姑丈）。清光绪年间，诰赠“征仕郎”，成就了“福缘善庆”的传奇。书舍由本村翰林公区大原题匾。
小塘私塾 清时，私塾记录不全，有记载的私塾有：乾隆年间的狮西西竺村前堂家塾、丰量村宏照家塾、大何村佛威私塾；光绪元年（1875）至宣统元年（1909）的狮岭大珠岗村私塾、黎边君济书舍、黎边私塾；嘉庆年间的小塘黄仲恩家塾等。民国期间，开办私塾较多，曾办过74所，每年平均47所，私塾最多的年份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有59私塾。较有名的为民国十五年（1926），里人邓鼎华在小塘圩横街开设的鼎华私塾，他教学严谨，注重知识，注重实用，以启发式由浅入深，所教出的学生大都品学兼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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