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古建筑历史文化：宗族祠堂的起源与发展

祠堂让同一宗族的成员产生家族与血缘认可，并且起到传授宗族知识、规范成员行为、调节人际关系和经济互助的作用，因此祠堂的功能，不只是祭祀，如迎会、社交、娱乐、教育、裁判、外交等事宜，也归于祠堂行使的职权。^[2] 当然，祠堂的传统功能还有抚孤恤寡、修缮、防卫等。简言之，祠堂就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3] 因此说，在传统社会的宗族生活中，族人的生活方式，多与祠堂制度相联系，祠堂的作用显然居于主导性作地位。^[4] 清人范端昂《粤中见闻》谓：“粤中世家望族大、小宗相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5] 崇尚祀奉祖先，广建祠堂之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也曰“吾粤之古道也”^[6]。

广东祠堂发展在宋代形成第一个高峰，在宋代甚至更远一些时期，来自北方的珠江三角洲祖先南迁到南雄珠玑巷落户。据统计，如今的珠玑巷的后裔有2000万人在海外。珠江三角洲的后裔分布在广州、佛山南海、中山、东莞、江门等地。珠玑巷南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迁徙之一，给珠江三角洲带来中原文化，为开发珠江三角洲做出了重大贡献。据史料记载：除原有土著的氏族外，多是由广东省南雄县内沙水村珠玑巷一带地方的各姓族人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因避苏妃出走牵连之难，或由元兵侵犯随宋帝南逃落籍居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据清道光《直隶南雄州志》谓：“稽户口雄州，昔也往来无定，今也安止不迁，周末越人徙此，晋迁江左，而西北荐绅随以南焉。宋南渡而仕官之族徙浈水尤众，是岭表之首，亦远人之所萃也。然仙城鉴海间，自北而来不少，望南而去者亦多，至今殊不尔矣……”据近代著名移民学者罗香林（1906—1978）在其《客家研究导论》里，搜集了大量的史实和谱牒资料，论证南雄先民80%属于客户移民。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由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氏族有73姓164族。由于佛山为北江正干所经，故珠玑巷迁民不少在此登陆上岸，找地栖身。其中南海县康、李、邵、孔、梁、姚、关、庞、简、陆、黎、程、陈、黄、麦、冼、区等23姓38族。^[7] 如今，佛山原住民人口中约有六七成是珠玑巷后裔。

宋代，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农桑发展与工商业起步，他们便从珠玑巷南移到南番顺地区，经过几代的流动迁居，不少人大致于元末在南海各处选定了基址聚集定居下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宗族村落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是同步的。^[8] 南海众多的乡村和镇名与珠玑巷南迁族有密切关系，据区瑞芝编著《南海事物记》，书中详尽地记载了从珠玑巷南迁聚族定居南海的历史：“黄边”属盐步镇。相传唐代已有人居，后黄松平从南雄珠玑巷迁入建村，故名。“沙头”现属官窑镇，1958年前属三水县，后属南海县。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南雄珠玑巷难民南迁于此，渐成村落。以西南涌河床沙质，水流清澈，曾称沙溪，后因居处上沙地方，故改作“沙头”。“沙头镇”历史悠久，相传在唐代已有人在此捕鱼、造田、定居。又相传，最早到此开拓者，是北宋时为避战乱而迁居南雄县的中原人。此地原是北江支流最初冲积形成的沙质河滩地，故名“沙头”。明、清代名“沙头堡”，民国称“沙头乡”，1986年改名“沙头镇”。“银岗（圩）”属小塘镇。明成化年间（1465—1487），南雄珠玑巷人逃难来此挖银岗聚居。因岗处于今狮山西、狮北、小榄、柳边之交界处。日久渐成圩市，初称“银市”，1948年改称“银岗圩”。“上滘”属小塘镇。明成化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到此聚居，后来由于北江水流经分为上、中、下三个滘，村位于上滘得名。“华平”属小塘镇。宋代何、李、孔姓从南雄珠玑巷迁此。因聚落处于一座扇行小冈上，故名。“江湄”属小塘镇。南宋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至聚居成村，因西濒北江，故名。“沙园”属小塘镇。南宋年间，宋宣义郎九九李之子李启乾，由南雄珠玑巷逃难至此建村。初称“村心李”，后因村落发展，渐成圆形，故改称“沙园村”。“亨美”属小塘镇。南宋咸淳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避难到此建村。因地处冈东南坡，面临河水，风景优美，村人祈此地能使子孙百代平安、万事亨通，故取名“亨美”。“林斛”属小塘镇。明成化年间，南雄珠玑巷林姓逃难到此定居成村后，祈求丰收，以斛计粮，故名。“莲子塘”属小塘镇。南宋末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到此定居，称“聚龙塘”，又名“聚龙村”。至明初改今名。“莲塘”属小塘镇。南宋末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迁此，后有朱、范、李、陈四姓陆续迁来而成村。因村南有数座小冈形如莲藕，村西北又连着几口鱼塘，故名。“紫岗”属小塘镇。南宋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到此定居。当时地方遍生紫竹，故得名“紫竹岗”，简称“紫岗”。村内分有陶家、东社、南社、西社、文笔冈、塘洲园、上社等。“古镇”属小塘镇。明成化年间，南雄珠玑巷黎姓人逃难来此聚居，后因地形似鱿鱼，故曾称“鱿铺行”。直至20世纪初，商业没有多大发展，当地人改名为“古镇”。“平沙”属西樵镇。又名“太平沙”。本是西江中的沙洲。南宋平宗年间，南雄难民李隅公之子到此开荒耕种而成村。因系一平坦沙洲，且属太平乡辖，故称“太平沙”，新中国成立后改今名。“西乡”属西樵镇。南宋咸淳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到此成村。因聚落金瓯乡之西，故名。“松塘”属西樵镇。南宋咸淳九年（1273），南雄县沙水村珠玑巷区族人，避苏妃之难，南下至此落籍开村（现尚存有开村时两条巷址遗迹）。因当时聚落处三面冈丘环抱，村中有长列鱼塘边遍生水冰树，故取名为村名。区族历代中科举甚众，清代中进士而入翰林院者就有区谔良、区大原、区大典三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出生于此。民国时曾名“区村”。“南村”属西樵镇。据族谱载：“宋末始开村。”更有传说南宋末左丞相陆秀夫的女婿为此村开村人。故原任氏大宗祠有联句曰：“周贤曾住庙；宋相旧通家。”又据明代碑文载，南村原名“潭村”。“稔冈”属西樵镇。南宋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逃难到此，渐成村落。因村处一形如笔架的山冈之间，村民祈丰稔富足，故名“稔冈”。“黎涌”属西樵镇。南宋年间，南雄珠玑巷周姓人先迁南海丹灶村，后迁此定居成村。因堤围外的泥沙不断渗入，形成沙泥堆，故名“坭涌”，后取谐音改称为“黎涌”。“大同”属九江镇。南宋咸淳十年（1274），南雄珠玑巷人南移至此，见灶冈上有一高大的梧桐树，认为该处是吉祥地，遂定居下来，取村名为“大桐”，后易名为“大同”。此外，大同圩为大同、朝山、七星、显冈四村的中心市集。“显冈”属九江镇。相传南宋咸淳年间建村。因村西有一蚬冈，曾作村名。至清同治十年（1871），村民陈显中武进士后，遂以“显”同音，故改今名。“朝山”属九江镇。南宋咸淳年间，开村者是南雄珠玑巷移民郭朝山，故名。“敦根”属九江镇。相传南宋咸淳十年前后，有南雄珠玑巷难民来大同乡古巷以捕鱼为生，其后代再于明洪武元年（1368）迁此建村。时因境内突出有一土墩，常年不遭水淹，遂称村名为“墩根”，后衍变为“敦根”。“钟边”属大沥镇。相传南宋南雄珠玑巷钟姓人逃难在此建村，故名。“大镇”属大沥镇。南宋兴隆年间（1163—1164），邝氏从南雄珠玑巷逃难到此定居，后有多姓人迁入，成村时取今名。可见，宋代珠江三角洲普遍出现集团性的移民潮。此时少数宗族开始建祠堂、置族田，但宗族制却尚未在珠江三角洲各地得到普遍推行。自北宋中期至元代初期的200多年间，由南雄珠玑巷移民达130余次，有据可查的就有60多姓。由于北宋以来堤围的构筑，珠江三角洲地区农田不再受海水淹袭，故高产稳产，带动了乡村宗族聚落的发展。^[9]

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繁荣及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宗族村落的发展。加上明嘉靖年间广东官宦集团最盛，推动了建立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制度，倡导“虚拟造族”运动。^[10]“九江镇”历史悠久，古称儒林乡，又据《九江儒林乡志》记载，宋代始成市集，初称良村埠，继名海边圩。宋末元初，在南方因有大小九条涌水源，由外分别流入汇合于此通连西江，故名“九江大圩”。清末已设有丝行、布行、蚕茧行、鸡鸭行、鱼种行、新桑圩、旧桑圩共7个行市，店铺达15余间。民国初期至20年代，商业更为旺盛，当时人口曾多达7万。至1930年已称“九江镇”。“大沥表”属大沥镇，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1127—1162），村人唐盛任京官，宪宗在一次召见时问，唐卿家居何处？唐回禀道：“南海县龙凤村，又名东岸圃，处大沥外表之地。”宪宗说：“村名繁多，难以记认。”于是亲书“大沥表”三字，并派员钦定村名，后沿用至今。“水头”属大沥镇。相传是北宋户部尚书陈显出生地，任职时为官清正，获御赐一件宝砚，后辞职回家归隐，建有“宝砚堂”，南海县（现石湾区张槎镇）宝砚堂陈族是他后代子孙。水头设有圩场，清代时十分兴旺。“凤池”属大沥镇。清乾隆年间（1736—1795），有欧阳姓人迁此建村，名为“凤池”，以后才有曹姓人迁入，人丁兴旺，故又名“新村”。“松岗镇”，地方自古已有，2/3是小丘陵地，海拔20—50米，由于冈上多植松树，故以松岗和松岗圩而得名。明代建文帝年间（1399—1402），南雄珠玑巷张浚等人到此建村。“石步塘”是官窑镇。南宋末年，南雄县珠玑巷难民陈姓人迁此建村。后又增黄、何、孙三族人。后来，村人在村北原通西南涌小塘边筑石防洪，当时称“石埠头”，后来才改今名。(www.xing528.com)

据明万历《南海县志》载：“叠滘乡”约在唐代已有。宋代属南海县季华乡所辖，称叠滘堡，堡内有自然村13个，名称是叠滘、桥头、澳边、村头、村尾、海边、圣堂、茶基、隔涌、泰定里、三家店、温墩、南村墩等。后来由于堡内氏族兴衰，地方沧桑，村名变易，故在明、清两代，形成洙泗、茶基、陈丰、庆云、庙涌、涌表、卢边、田心，潭头、陈岸、溜边、圣堂、东胜、东宁、东聚、卢合、新约、东风、玉麟里村头、昌平里、江头等24坊。新中国成立后划分为叠南、叠北两乡，茶基、洙泗、陈丰、涌表、横涌、圣堂、江头、宁聚、滘边等坊属于叠南，田心、澳边、潭头、东胜、村头、户合、新约、桥头、庙涌、隔涌、庆云等坊则属于叠北。据《南海叠滘孔氏家谱》载：“本村水脉（汾江水）分两溪而入，至祠（孔民宗祠）前，曲折回环，两溪汇合，遍及各村，故名叠溪。”又有一说：叠滘旧有九窦，汾江水从九处流入，称为“九龙入洞”，溪洛曲折回环，遍及各村，故名叠滘，又称叠水、双溪。乡内有圩，别称圣堂圩，俗称大圩，圩内有明代建北帝庙，俗称大庙，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庙毁圩存。“官山圩”属西樵镇。南倚西樵山，在唐代元和十五年（820），舒州（今安徽舒城县）诗人曹松南游广东，慕西樵山黄旗峰黄龙洞风景优美，在此筑室隐居，后来引取浙江省长兴县顾渚山紫笋茗茶籽（时为贡品）携返山中种植，并传授山民种茶焙茶艺术。从此山民种茶者日众，所产茶叶，下山贩卖，售处则在现官山圩茶行街一带为集散地，故官山成圩是始于茶行街，当时西樵山曾有茶山之称。“丹灶镇”，始建于晋代，原名“珍丰市”。相传在东晋时代有炼丹术道家葛洪，俗称葛仙翁，因寻丹砂炼药，从罗浮山至此，在金峰岗上结灶炼丹，故名。1966年曾改称红峰圩。1983年方定名为丹灶镇。“上林”属丹灶镇。因在清咸丰十年（1860），村人林彭年殿试中榜眼后，在村南堤围上建有一座石牌坊，坊面南北面分别刻有“樵岭南来第一门”及“春满上林”字样，故后人称村名为“上林”。“孔边”属丹灶镇。相传宋代以前已成村落。后因孔姓人多，故名。“丹灶”属丹灶镇。相传东晋道教炼丹术士葛洪，由罗浮山游至此地金峰山顶，见山势高耸，上有平地，遂在此结灶炼丹，故名。“仙岗”属丹灶镇。相传东晋时，葛洪曾到此炼丹求仙，救世治病。他羽化后，村民感其恩德，立祠纪念，尊为葛仙，故名仙岗。他开凿的“仙井”，尚存村中。

在南海乡村的宗族族谱中，有许多关于其祖先迁徙历史的记载，其中西樵百西村头村《潘氏族谱》颇具代表性，从这个世居南海县的家族对他们祖先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南海当地宗族的变迁历史。据西樵百西村头村《潘氏族谱》记载：村头村元朝至元四年（1338）开村，是广府文化核心的典型传统村落。百西村头村缘起古时称为“南海黎村凤乡”。清代时属百滘堡黎村，因村前有一凤溪流过，故又称“凤村”或“凤溪乡”。黎村最早开村在南宋末年，潘氏大太公悦榕公率族迁居肇庆高明。元至元四年（1338），潘氏一族在始迁祖道生公的带领下，从高明歌乐正式迁入黎村北面村头定居。村落开始倚六祖岗东侧而建，后向东扩展至今规模，成依山傍水格局，繁衍生息已有670多年历史。

凌建在《顺德祠堂文化初探》一书中分析：广东祠堂发展在宋代形成第一个高峰期，到了元朝就进入低落阶段；而从明朝起则再次形成一个更为强劲的高峰，并持续到了清末民初，形成了当地祠堂建筑发展的最高巅峰。而根据现存祠堂建筑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地的祠堂建筑绝大多数都是自明朝以来建造的。^[11] 清中期以来，南海几乎村村修建有祠堂。宗族内三五代之后，关系疏松，就需要宗族关系来调节，而修建祠堂祭祀共同祖先，则是整个宗族百世得以联系的纽带。清朝后期，广东祠堂的变化主要向三个方向展开：一是祠堂总量激增；二是合族祠堂迅速膨胀；三是大量“私伙太公祠”衍生出来。粤人俗称始祖为“太公”，这类“始祖”和祠堂为“众人太公”祠，属于家族所有的祠堂。是以聚居在周边、以行政或自然村镇命名的宗族合力建造起来的。^[12] 亦有属于家庭私有的“某氏小宗”，当地习惯称之为“书房太公”或“私伙太公”。^[13]所以大宗的大祠堂用来祭祀共同的祖先，各支派又有建有小祠堂。始祖之祠通常曰某氏大宗祠或某氏宗祠。其中祠堂中的大宗祠占有相当大部分，大宗祠以忠孝礼仪为制度基础，是家族的象征，在人们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总体来看，南海祠堂具有分布广、数量多、装饰建筑形式传统、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等特点。由于祠堂是祭祖的神圣场所，因此它往往是乡村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随处可见的祠堂，不但巍峨壮观，而且注入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并成为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14] 南海的祠堂大都保存有典型岭南风格的砖雕、木雕和描述岭南风情的壁画及宗祠碑记，对研究岭南古建筑、宗族的迁徙史起很大的作用。明末清初，包括南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宗族已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从南海乡村各处的现存祠堂仍可看到这一变化。南海的祠堂建筑大都工艺精巧，体现了岭南传统建筑文化特点。一些大型祠堂门楼的旁边，还建有石狮子、石栏杆、石柱础等物。门楼与前厅的交界处，大都有一个较为宽敞的庭院。庭院中有廊庑、亭台、楼阁，以及各种花卉树木等。廊庑、亭台和楼阁里，大都陈列一些与祠堂主人生平事迹有关的碑文、石刻、字画、匾额、楹联等物，有的还有奇巧精制的雕刻和彩绘等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