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栏式”建筑是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的一种建筑形式，原以竹、木为建筑材料。砖瓦传入岭南以后，建筑工匠创造出木结构瓦顶夹泥墙结构“干栏式”楼阁，又发展出以“干栏式”结构为基础的“曲尺式”、“三合式”住宅。[8]在南海平洲林岳、盐步汉墓出土器物中，发现的汉代“干栏式”陶屋、陶囷以及“栏栅式”陶屋，均代表了南方防潮湿的建筑形制，以适应潮湿多雨的需要。南海出土的房屋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南海人的生活习俗，这些随葬的陶屋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这些陶屋形象地表现了南方的居住与建筑特点，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屋发现，汉代陶屋有“曲尺形”、“日字形”、“三合式”等形式，结构多样，配置灵活，普遍采纳的是“三合院式”格式，与这种格局的实用，既封闭又通透有关。“曲尺形”是两栋单层长方形坡顶房子成曲尺形连接，再把相对应的两面用矮墙围合起来，构成一个饲养牲畜的后院，使整个房屋占地面积成方形。“三合式”是从北方传入南方的一种民居形式，在出土文物中所见数量并不多。广东人将大院落分成很多小的院子，这样可减少曝晒，争取更多的遮阴面，房间与院落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也适于人口密集、宜耕地少的环境，在气候炎热、生活空间狭窄中也能求得安静与阴凉。[9]在屋顶形制上，从汉代陶屋明器上可见到当时屋顶已具备庑殿式、悬山式、硬山式、四角攒尖或圆顶攒尖式形式，而且应用自如地进行组合，适应于“曲尺式”、“三合式”、“城堡式”等平面、立面变化的建筑，形成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屋顶。在其后的发展中，岭南建筑较多地采用“硬山式”和“歇山式”。采用前者，是由于硬山顶比悬山顶抗风防火的性能好，而且出椽不长，不易受雨淋腐烂。采用后者的原因，一是等级的限制，地方不能僭用至尊的庑殿顶，等级高的建筑只能采用歇山顶。二是地域气候的关系。南方北方建筑有密闭与通透的区别，早年的歇山顶不做山花板，山面透空，只有悬山的博风板，适于南方炎热气候。[10]广州、香港等地汉墓中出土不少陶屋模型，反映出同时期建筑中的民居、井亭、仓库、作坊、畜栏、城堡等不同类型的式样。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用木框架结构，尤以柱头承重、穿枋联结柱子的穿斗式结构为普遍。平面为长方形、曲尺形、日字形或三合院式。立面看有平房、“干栏式”高脚屋和组合复杂富于变化的楼阁。屋顶有悬山、硬山、四阿（庑殿）、攒尖顶等式样。[11]广东省博物馆历史陈列厅中展出的一件佛山澜石出土的东汉“三合式”陶屋，说明了“干栏式”居室到东汉早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曲尺式”、“三合式”等形式。
此外，从南海平洲林岳马祠堂山和娥媚坑竹西岗东汉墓中出土有一批陶屋、陶灶、陶井、陶仓等明器。平洲林岳马祠堂山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通高29厘米，底部为26.3厘米×24.5厘米的陶屋。屋平面为“曲尺式”，与屋后猪圈矮围墙成正方形，屋顶塑脊和瓦楞。屋外墙刻画叶脉纹和棱格纹，后室墙上设有窗户和排污出口。屋内后院一侧设厕所，一侧设饲养家畜的圈栏。[12]在南海出土的陶屋中，大多数在墙根处都设有“窦洞”。屋内后院一侧设有厕所，据专家指出，至迟到春秋时期，厕所成了中国人居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了秦汉时期，珠江流域“干栏式”房屋中，都会辟出一处为厕所。如果居室建筑平面是曲尺形，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如果居室平面是长方形，则厕所设在室内的一侧；还有的后院设有饲养家禽的圈栏，将厕所与猪舍连通，以积粪肥田。屋外通施青釉。屋正面装饰几何形镂空，以利房屋的通风防潮和采光。
图2-3 佛山澜石出土的东汉“三合式”陶屋（现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
图2-4 南海平洲林岳出土的东汉陶屋
图2-5 南海盐步出土的东汉陶屋(www.xing528.com)
陶仓、陶囷的普遍出现则是农业收成增多的表现。陶仓是一种储存粮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长方形，面宽三间，前部为横廊，后部为仓室。门前设板梯以供上下。仓房高架于四根陶质圆柱上，以利通风防潮。陶仓是模仿粮仓建筑的陶制明器，顶作两坡式，仓底有四孔以纳支柱。方形的就称为仓，圆形的称为囷，底部多以四根柱子支撑，以达到通风防潮的目的。陶囷是贮存粮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囷体高架在四根圆柱上，顶盖如伞形，囷体除门洞外，密封防潮。由于囷和仓的出现，可以推断出当时已经有多余的粮食供储存了。1973年从南海盐步出土的汉代陶仓，从模仿粮仓建筑的陶制明器可见，陶仓顶为两坡式，仓底有四孔以纳支柱。此外，建筑样式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被动适应，也是古代岭南人出于健康、卫生、清洁的要求而采取的现实考虑。据推断，粮食应当是放在内室中，而外间则用来住看仓人，及转运粮食之用的“过渡地带”，可以防止直接从外面进入谷仓导致脏物混入。而且谷仓通常都是悬空的干栏式，由可移动的梯子上下。支撑的木柱顶部突然横向加宽一圈，这是为了防鼠。从南海平洲出土的陶井来看，井栏圆形，井口为井形木架，地台宽阔。井亭是在井栏的四角上立四根圆柱，其上复以四坡式亭盖，以保护食水清洁。从南海盐步出土的陶灶来看，灶身长方形，上置二釜一锅，灶后台有龙首形烟突，灶门拱形，灶身两壁间各附三口水缸，利用灶膛热力温水。陶灶形制设计合理，是汉代南海人对热能的认识与充分利用的最好佐证。
图2-6 南海盐步出土的汉代陶仓
图2-7 南海盐步出土的汉代陶灶
据考古发现，在商朝（前1600—前1046），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稻作农业。[13] 珠江三角洲土壤肥沃，河流水源充裕，最适宜于水稻的生长。到了汉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稻作栽培已是十分普遍。一块从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说明东汉时珠江三角洲一带已有水稻栽培。从南海平洲、盐步等地出土的陶猪、陶牛、陶鸡、陶狗、陶羊等明器证明了汉代南海家畜日见增多。“三合式”陶屋模型记录了汉代驯养家畜的生活情景，说明汉代人们已经开始饲养猪、牛、羊等，肉食来源较为稳定。从陶猪圈、陶鸡、陶鸭、陶牛、陶羊、陶狗等一系列陶塑动物来看，农业的发展为圈养禽畜提供了丰富的饲料，使南海饲养业呈现六畜兴旺的局面。这说明了在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空间不能截然分开，这也是当时农业、畜牧业和庄园经济发展的反映。
汉末，佛山形成，最初是“鸡”、“田”、“布”、“老”四姓迁入定居，继后是“冼”、“梁”、“陈”、“李”、“霍”、“黄”、“区”等姓相继落籍。种姓择地建村，聚族而居，定村名为栅下、东头、石角、山紫、上村、下村、六村、弼头等，至今一直沿用下来。隋开皇时（581—600），小村并为大村，总名为“季华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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