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星斗
《平番县志》是《五凉考治六德集》的第五卷（忠集）。这部志书是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年）开始编写，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完成的。它是由曾任广东雷琼道的武威人廪生保举张玿美（字昆岩）主持编写，由时任凉州府经历的湖广湘潭人廪生曾钧（字万楼）纂修的。该书分为地理、建置、风俗、官师、兵防、人物、文艺七个志，共约十万字。
《平番县志》在《地理志·沿革》中说：“平番县属古雍州，周为西戎地……按《甘肃省志》[147]平番本汉枝阳县地，去金城二百二十里，武帝元狩二年置。……唐宝应间陷于吐蕃。宋为夏元昊所据。元灭夏，至元元年始立庄浪县，属永昌路。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改县为卫，分立五所。永乐元年仍为庄浪卫，指挥使领五千户，隶陕西行都司。康熙二年改卫为所。雍正三年裁所，设平番县，隶凉州府。”
两个半世纪前的永登——平番县，东至古浪大靖界270里，南至兰州沙井堡[148]之新安堡190里，西至碾伯县（今青海省乐都县）之冰沟界150里，北至古浪县之安远（今属天祝藏族自治县）界150里。当时的平番县，除现在永登县的辖区外，北面还包括现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南部的赛什斯、金强驿、岔口驿、华藏寺和松山及古浪县东部的干城和裴家营等地，西南面包括现在兰州市红古区的全部，等于现在永登县面积的一倍半。当时的人口，乾隆十三年奏报，平番县17018户，61690人；西部土司辖区有十旗土民3245户，21686人；八族番民[149]453户，2365人，合计86011人，只相当于现在永登县53万人口的六分之一。当时的田亩，据乾隆七年查，水田1162顷99亩3分8厘，旱田约下籽种仓斗[150]10000石有零。其中水田116299亩，按86011人平均，每人只有1亩3分5厘多。
明清时期永登的特点：一是所处地理位置重要。它南接兰州，东应宁夏，西援西宁，北通凉州，处于东西南北十字路口。二是驿路交通便利。当时永登境内的驿站，除县城的本城驿外，南面有南大通堡（今大同镇）、红城堡、苦水堡，西面有通远堡、西大通（今河桥镇河桥村），北面有武胜堡、岔口堡、镇羌堡（今金强驿），东北面有平城堡、松山堡等驿站。三是多种民族杂居。当时永登西北有藏族，东北既有藏族又有蒙古族与汉族错杂居住。四是时常出现战乱。首先是明朝一直面临的边外蒙古人的威胁，特别是隆庆四年（1570年）宾兔移踞松山以后，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军取得松山战役胜利后才告结束。其次是明朝末年明军、清军与李自成农民军的战争，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贺锦部曾先后攻占过庄浪卫城和连城。还有雍正元年至雍正二年（1723—1724年）清朝镇压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和平定附叛的庄浪番民写尔素等部的战争。
上述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为永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战乱，也为永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平番县志》在《建置志·学校》部分，简要地记述了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乾隆初年的永登教育状况。一是文庙。“明洪武十年，诏天下府、州、县、卫皆建学，改蒙太监宅为庙。”[151]二是学署。在城东。三是《卧碑条例》（共八条）。四是学额。科岁两考，入文学二十四名，外拨府学二三名；入武学十五名。五是学田。水地一处，在城南四十里之高岑营，旧制团庄一处，周围水田六百亩，纳租粮一十九石二斗六升，半给廪生，半给贫士，大仓上纳。旱地一处，在城西北之奖俊埠[152]，招佃户十二名，拨地十二份，每户承纳租粮市斗二石，共二十四石，定额每年十二石修文庙，六石为士子长途赴科之资，四石为教官养廉，二石给贫士。六是义学。本城义学二处，一在二贤祠内，一在新寺内，每年馆谷仓粮一十二石，银一十二两。松山义学一处，红城堡义学一处，苦水堡义学一处，西大通堡义学一处，岔口堡义学一处，以上馆谷银两，俱同本城。
除上述集中记述的教育状况外，在《平番县志》的其他部分零星记述中，还可使我们间接地看到明朝和清朝初期永登教育逐步发展的一些具体细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清政府在永登设立有教育管理机构。在《平番县志》的《官师志·秩官》中记述，明朝在庄浪卫设儒学教授一员。我们现在知道名字的有杨惟昶和李昌祚二人。《平番县志》的《文艺志》中收有《庄浪秋水》一首七言律诗，标明为庄浪教授杨惟昶作。在《镇番县志》的《人物志·选举》中记述，李昌祚，明万历四十一年岁贡。邠州训导，升雒南教谕，升庄浪卫教授。《平番县志》[153]的《官师志·秩官》中记述，清朝在平番县设训导一员，俸银四十两。先后任平番县训导的有以下六人，即：张景纶，陕西三原人，捐贡，康熙五十八年任，雍正元年协凉庄道蒋炯剿番，颇有劳绩。贺建宏，延安清涧人，岁贡，雍正四年任。陈云骧，巩昌礼县人，岁贡，雍正六年任。苟正身，陇西县人，岁贡，雍正十二年任。康坦，同州合阳人，岁贡，乾隆七年任。吴遵文[154]，西宁碾伯县人，岁贡，乾隆九年任。(www.xing528.com)
二是官员、士绅的捐助改善了儒学的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在《平番县志》的《人物志·乡贤》中记有：连城土司指挥同知鲁鉴，明成化间，重修本卫儒学，以军功历任延绥镇左都督将军。在《平番县志》的《官师志·名宦》中记有：山东济南人[155]、进士杜诗，万历三十六年任庄浪兵备道后捐资购书四千余卷，贮于学宫，自兵燹散亡。甘肃巡按董公（失其名），万历间，为儒学设置高岑营学田六百余亩。北海（山东临朐）人冯士标，顺治七年，由进士历升庄浪兵备道，捐俸以修学宫。
三是官绅捐助设立学塾。在《平番县志》的《人物志·乡贤》中记述：连城土司、明南直提督鲁光祖，致仕家居，建修学宫、泮池，捐助腴田百亩，为宫墙补葺之费。明西宁副总兵甘雨，尝积俸置义田二顷，济同姓贫乏及乡里之冻馁者。又立义塾，教族党邻里子弟，成就甚多。
四是一些官员倡导学校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如《平番县志》的《官师志·名宦》中记述的李忱和金人望。李忱，字荩怀，山西安邑人，贡生，康熙九年历升庄浪同知，恺悌慈祥，清介自守。茶马屯田奸弊尽革，吏役畏如神明，人不敢干以私。随苍头二人，居处饮食如寒士。加意学校，培植人才，每逢朔、望，召里民至庭，亲为讲解《六训》，劝其为善。每书阴骘文以示，人皆闻风感化。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帝）褒为“天下第一清官”，赐一品袍服，升浙江金华府知府。去之日，郡民焚香泣从，送至百里外。至今称为“清官李公”云。金人望，“江南淮阴人。由副榜，康熙四十二年任庄浪监屯厅。崇尚学校，雅重士夫”。
五是教师的勤奋教诲。《平番县志》的《人物志·乡贤》中记述：李梦白，字莲卿。拔贡。他“刚方正直”。“教授生徒，不惮勤诲。无力者给之书籍，食以飦粥。远近负箕，接蹱门墙。逄学使考校，其弟子采芹十居三四，有馈谢者叱之。由是令闻广被”。“康熙十八年，靖逆侯张勇、甘肃巡抚华善，会荐徽州知州，改赵州，历部郎，转云南广南府知府”。“卒于广南，囊橐如洗，驰驿归葬”。其墓在永登城西三里许卧牛山。
《平番县志》的《人物志·选举》中所记述的科举考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和清朝初期永登教育的成果。在明朝的270多年中，永登有甲科黄谏[156]，正统壬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死后归葬于永登城西四里许卧牛山。乡科有李朝阳[157]，弘治乙卯麟魁，授河南偃师县知县；丁密，嘉靖丙子举人，授山东滕县知县；武科乡科有张尔猷（万历壬子科）武举人；还有各类贡生45名，其中恩贡倪君甫由教授历升武昌府知府，岁贡石绍武由训导历升五台县知县，拔贡王汝谏由训导历升汝宁府通判。还有一些贡生曾在外地担任教职，如岁贡朱显任过山西阳城训导，岁贡金彦远任过雒川县训导，岁贡徐鹏图任过山西云石县训导，岁贡宗彝任过渭南县训导，岁贡甘孟棠任过诸城县训导。在清朝初期的100多年中，有武科甲科张希恕（张世伟次子），乾隆戊辰进士，官至陕甘提塘守备；武科乡科有顺治乙酉科的刘鼎、顺治戊子科的曹士元、康熙丁未科的张庆、康熙丙午科的米万钟、康熙壬子科的张大受和刘靖远、康熙甲午科的张世伟（1689—1748年，字人瑞，永登城关人，由武举历升西宁总兵，死后归葬于永登城北的大川）、雍正壬子科的钱世瑢、雍正乙卯科的陈翰文、乾隆辛酉科的鲁凤翔、乾隆甲子科的张希恕（张世伟次子）和高尔志（系高贻式父亲高禄的高祖父的伯父）12名武举人；有宗适等各类贡生52名，其中除任过云南广南府知府的拔贡李梦白（永登大同人）和任过湖广蕲州知州的荫生苏应麟（永登中堡人）外，在外地任过教职的还有拔贡王纯仁任宝鸡县教谕，拔贡汤执中任平凉府教授，拔贡张佐震任宁羌州学正，拔贡张秉谊任秦州学正，岁贡倪允宽任会宁县训导，岁贡郭运清任成县训导，岁贡潘金阶任宜君县训导，岁贡马资任环县训导，岁贡陈枢任长安县训导，岁贡杨烈[158]任灵台县训导，岁贡唐世爵任合水县训导，岁贡李鸿儒任凤翔县训导。
从以上进士、举人、贡生的人数来看，清朝初期比明朝多。明朝只有49人，清朝初期就有65人，比明朝多十五六人。其中举人（含武举），明朝有3人，清朝初期则有12人，是明朝的4倍。明朝270多年有贡生45人，平均每六年1人，而清朝初期100年间就有贡生52人，平均每两年就有1人。但是，如果与文化发达地区相比，永登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在清朝初期凉州府所属的五个县中，永登既比不上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镇番县（今民勤县），也比不上永昌县（今金昌市），而仅好于古浪县。
明朝和清朝前期，是永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平番县志》的记述来看，尽管有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在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乾隆初年这370年中，永登教育仍在逐步发展。明朝改变了从“东汉永建至建康年间（126—144年）赵宽在浩亹县（今永登县河桥镇）创建私学”[159]以来1200多年永登只有私学的历史。从明朝开始，永登设立了官学——儒学。清朝前期100年的永登教育发展更快，以至超过了明朝的270年。明朝时期儒学的设立和清朝前期永登教育的继续发展，为清朝中期以后永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文登载于永登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史志征研》2009年第六期，后来又被《甘肃文史》季刊2010年第3期选用，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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