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凉山彝族原生音乐：毕摩和苏尼仪式的重要音声

原生音乐是指在区域或民族民间初始的，具有本源性质的音乐形式。

在彝族历史中，以毕摩和毕摩仪式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居于重要位置，毕摩仪式、苏尼仪式以及仪式中的民间器乐演奏皆具有原生音乐的性质。

在当代研究文献中，毕摩在仪式中演唱的音调被称为“毕摩仪式音乐”或“毕摩音乐”；在现实生活中，毕摩则将其称为“毕摩调”，他们自认为是“唱”经书，但没有提到“音乐”一词。在被他人表述的“音乐”和自己表述的“调”之间存在着什么？又该如何看待仪式中的音乐？

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说：“民族音乐学者涉及音乐，但许多人发现难于确定究竟哪些东西才算是音乐。甚至在西方文化中，定义音乐也是件困难的事。欧美出版的许多音乐词典都避免从最基本的原理方面定义音乐。……假如我们定义自己文化中的音乐都很困难，面对他文化就更加成问题。”^[2]他还特别指出：“有些文化的语言中通常没有将音乐作为一种总体现象加以包容的一个术语，他们总是喜欢使用一些指称个别音乐行为或音乐成品的词汇，如歌唱、演奏、歌曲、宗教歌曲、世俗歌曲、舞蹈，以及许多更加含糊的分类概念。大多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际上不提音乐的定义或概念，它们在没有为音乐给定一个实际术语的情况下，只是大量地谈论已经存在的概念。”^[3]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音乐”又具有怎样的含义？殷商时期，殷墟的甲骨文中的“乐”字是中国最早的“乐”字。春秋时期，先秦典籍《吕氏春秋》提到了“音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礼记·乐记》说：“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音乐学家薛艺兵认为：古人所谓的“声”是指不同的乐音，即宫、商、角、徵、羽各音；“音”是由不同的“声”相互应和、变化而组织起来的音调；“乐”是按一定的结构关系演奏音调，并配合着舞蹈的综合形式。中国民间很少将“音乐”一词作为一个类概念来使用，“音乐”通常是器乐的专称，并不包括声乐形式。声乐形式的音乐则依体裁不同，而有许多分类名称，如诗、歌、咏、腔等。^[4]

何为仪式音乐？“仪式音乐（ritual music）是在形式和风格上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吻合的，可对仪式参与者产生生理和心理效应的音乐。仪式音乐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并依存、归属和受制于其社会和文化传统。”^[5]

根据仪式音乐的含义，对彝族原始宗教中，以毕摩仪式为主，以及苏尼仪式和部分器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的基本特点。

第一，物质基础。

毕摩仪式音乐的物质基础是成年男声、法铃和可添加的彝族民间乐器，包括口弦、克西举尔、月琴、羊皮鼓等。其最为核心的结构是毕摩根据经书构建的说、唱体系，法铃与说、唱随手相伴。其他的乐器由仪式的大小或经费的多少而定，不是必须，但可作为衡量仪式隆重程度的一种标准。

苏尼的象征性乐器是羊皮鼓，有苏尼的地方必有羊皮鼓。苏尼仪式现场音声的主线是敲击羊皮鼓，鼓声贯穿始终，随着仪式的节奏会出现人声的召唤、呐喊、呼唤等。

彝族乐器以竹、木、皮质为主。木质的有月琴；竹质的有克西举尔、口弦（现有铜质的）等；皮质的有各种大小、单面或双面的羊皮鼓。

第二，声音特性。

毕摩在仪式中演唱的音声并非为了满足娱乐需求，音声环境是神秘、庄严的非现实语境，故与其相对应的是深沉、稳重、严肃、庄严等音乐语言特性。

苏尼仪式的声音特性多表现在肢体舞动与羊皮鼓的律动上，鼓声、铃声和鼓腔内发出的“沙沙”声融为一体，自成体系，形成独特的音色体系。声腔体系的发音几乎是相对简朴的语气词，音色朴实自然。

口弦的音量不大，但音乐表现丰富，雅致，细腻，大量的泛音变化莫测，音色滋润。(www.xing528.com)

克西举尔音色质朴，笛声中略带沙音，尽显含蓄之美，声音富有山野象征，有时略带忧郁。

第三，音乐形态。

毕摩在仪式中的说与唱是严格遵循祖制的规则组合。经书传承部分结构相对规整，即兴部分随心所欲；曲式以单一段落的重复为主；多数经腔起头时都有无词引腔，“哦”“额”“啊”居多，有山歌的特征；旋律起伏不大，基本在正常男声语言发声区域之内；节奏根据仪式内容而变化，有抒情的悠长、激烈的铿锵等。

苏尼的鼓声通常是由慢到渐快，再到快，最后到特快，在特快时有时接近癫狂状态，力度也是从弱到渐强，再到特强，最后变弱。人声间插在鼓声之中。

彝族民间乐器口弦、克西举尔、马布等的主要创作方式是即兴，基本无乐谱记录，多数是根据环境和心情随心而作。

第四，艺术效应。

毕摩的说与唱具有特殊生理和心理效应。第一个层面是仪式环境的神秘，赋予音声特定的含义——求得心理的安慰，唱词的实在意义引领现场变化。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人通过说、唱与神交流的意义，声音是一种重要的媒介。第三个层面是说、唱的质地是能量的集聚——敬神与佑人。声音的艺术表现能力强意味着对神的供养富足，会得到更多的祝福与庇佑。

第五，社会价值与文化归属。

毕摩与苏尼的音声是彝族社会特有的文化事实，其存在具有实在的社会价值，个人和群体对其音乐功能意义有明确的认知。这种特定的音乐传统，来源于彝民族的文化土壤，是彝民族精神内核的构成部分之一。

【注释】

[1]杨民康：《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25年回眸——杨民康研究员学术访谈》，载《音乐探索》2012年第1期，第49页。

[2]Bruno Nettl：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3]Bruno Nettl：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4]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32页。

[5]同前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