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对“西南”的表述与中原“一点四方”的结构与概念相对应，四方与八卦相配，变为八方。东南为乾，西南为坤，其文化语义中内含与中原迥然不同的异文化，意味着地理位置的远和文化的非主流。
翻阅历史文献，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所占篇幅不大，并且其中还包含了匈奴、东越、南越及一些人物列传，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对“西南”的言说微乎其微。班固的《汉书·叙传》中对“西南”也只是简单提及：“西南外夷，别种殊域。”范大成的《桂海虞衡志》称：“南方曰蛮，亦曰西南番。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故皆蛮地。”“南蛮”之说长久流传，以至于现在西南有的地方仍用“平夷、镇南、镇远、西宁、武定”等地名，多与“蛮”与“战”相关。
明清以后，西南显现出了政治地理的要义，军事屯兵及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标志着中原对西南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政府被迫迁入西南重镇——重庆，“西南”意识明确提升。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次由东向西的转移，重点包括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区。在1964年至1980年期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 052．68亿元巨资。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www.xing528.com)
“西南”不仅自有重要的政治地理意义，同时饱含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文化要义，56个民族中的30多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60%，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其中四川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共有彝、藏、羌、苗、回、土家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西藏有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云南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等。贵州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回族等。广西有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等。在这些多民族聚居区域，农耕、游牧、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筑、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符号共同描绘出色彩斑斓的西南民俗风情美图。
西南各民族音乐文化风格纵横相间，交错林立，既各有个性，又互相混融，有着“局部单纯简约，整体斑斓多姿”的分布特点。[1]各个民族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且每个民族皆创造了令后人仰羡的族群音乐文化，一些民族至今仍然以活态的方式传承着始于远古的原生音乐，展示着人类音乐早期萌芽状态的形态。这些风俗文化的存续，不仅呈千姿之型，且色彩丰富，镌刻着敦厚而透彻的族群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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