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则印度经典故事说起
一位很有威望的印度教宗师临终前对身边的学生说：“我有成千上万个老师，只告诉你们三个吧。
第一位老师是个小偷。我曾和他同舍居住一个月，每天他空手而归时，总是说：‘明天我一定成功！’我苦修多年，有时难免失望，此际就会想起他的话。
第二位老师是条狗。一条口渴的狗去河边，被自己的倒影吓跑，强烈的口渴感使它再次去河边又再次被吓跑，但最后终于跳进水里，倒影随之消失。我顿时感悟：如果不敢冲上去，恐惧就永远是恐惧。
第三位老师是个孩子。看到一个孩子将一支燃烧的蜡烛送往寺庙，我开玩笑地问她：‘蜡烛的光来自哪里？’小女孩吹灭蜡烛，说道：‘您能告诉我它的光去了哪里？’我知道了自己的浅薄，再不以学识渊博自居。”
孩子的见识有时可以让成人增长见识，孩子的“理论”有时让一代宗师觉悟，因为这一“理论”是书上学不到的，只存在于孩子的心灵。记得一位著名的犹太教的拉比也曾说过类似道理的话：“从父母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从老师那里我学到的更多，可是从我的同学那里我学到的最多。”
二、部分中外教育家的观点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1世纪提出了学生可以从互教中受益的见解，他始终强调一个观点：大家一起学习，可以互相激励，互相学习。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学生们不仅可以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知识，还可以通过别的学生获得知识。
“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世界管理大师、美国著名学者彼得·圣吉有两句名言：一是我们的教育低估了学生的能力；二是教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学生，学生都能解决。
英国教育家、伊顿公学前校长托尼·利特指出，“我当伊顿校长，有两条重要体会：一是学生们从教室以外学到的东西跟他们从教室里学到的一样多；二是学生之间互相学到的东西，至少跟他们从教师身上学到的一样多”。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指出，我们“千万别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应“真正把学生的潜在能力充分挖掘出来”。(www.xing528.com)
由此说明，处于被教育地位的学生完全有可能起到教育他人的作用，完全有可能发挥十分出色的教育者作用。
三、学生在知识占有上出现重要变化
国内教育家吴康宁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电视普及为主要表征的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信息环境的急剧变化，指出了学生在知识占有方面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学生通过大众传媒，可以越来越多地获取到教师在课内外未传授的知识（包括价值、规范、态度、生活方式等），获取到对教师所传授的内容起到补充与深化作用的知识，获取到自己认为比教师传授的更具吸引力或更有意义的知识，教师传播给学生的信息量在学生可接受的信息总量中所占比重逐渐减少，教师在知识传授方面已很难再享有垄断地位；其二，学生通过大众传媒可以越来越多地获取到教师本人尚未占有的知识，教师在不少知识方面往往不是先学于学生，而是同学于学生，乃至后学于学生。
时至21世纪的今天，随着以网络与多媒体迅猛发展为主要表征的信息时代的加速来临，吴康宁教授所说的学生在知识占有方面的两个重要变化已更为凸显。
“团队型教育者施教法”研究人员通过切身的教学一线实践，认识到学生在知识占有方面尚有第三个重要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生生互动式、合作学习式等先进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被人们越来越重视，推广普及面愈来愈广，学生们在课内外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方式、场景相互间汲取知识的情况日趋频繁。
上述三个客观存在的重要变化表明新时期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受教育者，其次是异于教师的第二教育者）的观点具有科学性与正确性。
四、实践与实验均证明受教育者能同时兼任教育者
对于学生究竟能不能在教学中真正成为第二教育者，或者说学生究竟能否在教学中真正有效地发挥教育者的实际作用这一课题，“学教合一”研究人员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反复思考、摸索与研究，并在当地教科所专业人员的配合下进行了数次教学实验。实验的结果（相关的实验统计数据表在后文列出）证明了下述观点的正确性：
尽管中小学班集体中的学生发挥的教育者作用一般达不到专业教师的程度（就单个个体而言），但他们的确可以在学科教师的特定设计与协助下，在各种场所（以教室为主）通过多种方式，在某些时间段单独或非单独地、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程度不一的教育者作用；并且，每一个个体发挥的教育者作用累加起来的“作用之和”是不容小觑的，在措施得当、方法合理的情况下一般会大于教师的作用。
由此进一步可以推出哪些更为重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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