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电子游戏”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搞清楚“游戏”究竟是什么。我们通过整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对游戏的定义来研究这个问题。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有对游戏的思考，柏拉图认为游戏是一切动物和人的幼子生活和能力跳跃需要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模拟活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一种行为活动。
康德这样理解游戏：“对于自由的艺术，我们把它看作好像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能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做的合乎目的的结果。而对于不自由的艺术，我们则把它看作是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适而只通过其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的加之于人。”[1]非常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康德把“劳动”与“游戏”对立了起来，认为游戏是无目的的，不功利的。
席勒将人类活动分为自然游戏和审美游戏，自然游戏是动物因物质资料的缺乏而谋求维持生存所进行的活动；而审美游戏则是因生命力过剩而引起的生物对生命力的自我表现与自我欣赏活动，即剩余精力发泄说。席勒在一系列的论述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人生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www.xing528.com)
类似席勒，斯宾塞也有游戏的“剩余精力说”。他说：“当我们上升为高等动物后，我们发现，时间和精力并没有完全被用于满足直接需求。由于每一个具有智力的生物都服从这一条规律，即当它的器官停止活动的间歇比通常时间长时，就变得格外易于活动。于是，当环境准许模仿时，对器官活动的模仿也就轻而易举的代替了真正的活动，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游戏。”[2]斯宾塞的高等动物“剩余精力说”可以解释现在越是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民众休闲时间越多，所以美国的电子游戏玩家比例非常的高。
如果说了解一个词汇的反义词才能真正知晓一个词汇的真正含义，那么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劳动与游戏二元对立，席勒的自然游戏和审美游戏等都给我们揭示了游戏是一种与劳动无关的、无功利的活动。这种观点可能启发了后来的游戏研究者，例如，易（Yee）的《劳动的乐趣：电子游戏如何消除工作与玩的界限》（The Labor of Fun:How Video Games Blur the Boundaries of Work and Play）和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的《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Reality is Broken:Why Games Make Us Better and How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这两部著作研究了如何把游戏精神带到劳动中，从而提高劳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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