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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头陶业:古色万安,九窑一井三角塘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今,“金滩”早与窑头其他地名连在一起,成为窑头圩镇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如果窑头圩镇过去有古地名,那么,“金滩”之名即为其一。因此,人们就将这个联村叫作“窑头”。久而久之,“窑头”衍变成“窑下”。窑头陶业以至明清时期为最盛,有“九窑一井三角塘”之说。窑头陶业衰落是在民国时期。窑头制陶业的兴起,加快了窑头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业带动数业,对窑头圩市的兴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窑头陶业:古色万安,九窑一井三角塘

窑头,是个古村镇。据一些姓氏的老族谱记载和老人所说,老地名有三种说法——“金滩”“瑶江”“窑岗”。

先说“金滩”。清代所定“万安八景”中有“金滩晴波”一景,有多位名士赋诗。《江西通志》云:“金滩在万安县北六十里,一名滩头,中列三洲,多沙碛。”这里指明了方位特征。金滩,是说横卧赣江之中的三个相连的长条形沙洲,四面赣水环抱,在阳光下金光灿烂,十分壮观,这就是所谓的“金滩晴波”。东岸有一块地,名叫金滩,“滩头”亦是“金滩”。沿赣江东岸延伸到今日的街上、通津等村,这一带都叫滩头(河滩地头的意思)。这有自宋代迁徙而来,在万安窑头金滩定居的鄢姓老谱作证。多篇明清时期的序文所言地名都是“金滩”,鲁下村曾氏、岭夏村黄氏清代续修之族谱,通津湖头严家、何家等族谱及宗祠匾额亦言此地系“金滩”。可见“金滩”就是赣江窑头段今圩镇至通津沿江这一带,也就是赣江中三大沙滩的东岸处。三个相连的长沙滩卧在赣江中,阳光下金光闪闪,正是古诗所述意境。如今,“金滩”早与窑头其他地名连在一起,成为窑头圩镇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如果窑头圩镇过去有古地名,那么,“金滩”之名即为其一。

再说“瑶江”。有的族谱中一再提到“瑶江”这个地名。夏平等村不少老人说:“我们历来称窑头陈家村为瑶江。”窑头陈家村在圩镇中心近赣江处,这里的陈姓与夏平村的陈姓乃同一个老祖宗,都是德安“义门陈”的后代,来万安的开基祖都是曾落脚于韶口乡头狮村的后唐庐陵郡守陈霖公。过去这里小河多,通达赣江,这块地居赣江之滨(称瑶),所以叫瑶江。

三说“窑岗”。鄢姓群众北宋时从河南至此,带来烧窑的技术,在金滩村外(大约在窑头圩镇与万泰公路相汇段至窑头中学一带)的土岗上建窑。久而久之,人们便习称这一地段为“窑岗”。

“窑头”之地名大约出现在民国初年。原先三四个不大的自然村,由于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慢慢地连成一片,人们也习惯将它当作几个姓氏相聚的一个较大的村子了。它位于若干窑包的头上,村子与众窑相接。从东与南看,村子在窑的西头与北头;从西与北看,窑在村子的东头与南头。因此,人们就将这个联村(即窑头圩镇)叫作“窑头”。

真正将“窑头”这个地名固定下来,应该是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年。那一年,赣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原先窑头地域的文化教育中心乃至经济中心——海智寺一带(今街上村一带)一片泽国,水退后,泥深三至五尺,学校等全毁。下半年,各村族人会同乡里负责人会商,将联村办的学校迁建至地势相对较高的瑶岗,瑶岗才最终成为全窑头地域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从此,“窑头”这个地名流传开来。

陶窑遗址

“窑头”,有时人们也顺口叫作“窑下”。这主要是万安老表习惯了以赣江的流向来定上下。如窑头、百嘉人去县城,一定是说“我们去上县(城)”,因为从赣江的流向看,县城居百嘉窑头的上游,顺这个流向称之,一定叫“上县”。而涧田、武术人去县城,开口必是“下县(城)聊也仔”,因为从赣江的流向看,县城处涧田、武术等乡的下游,即顺流而下,故称“下县”。同理,县城乃至百嘉等地的人去下游方向的窑头,都习惯说“下窑头”。久而久之,“窑头”衍变成“窑下”。

北宋末期,鄢姓自吉水迁来万安金滩开基建村。鄢姓出自古鄢国,春秋时国人以鄢陵国名为姓。古鄢国在今河南境内,历史上是文明发祥之域。先民有烧制陶器的历史与工艺。距鄢陵不太远的地方就是宋代五大名瓷汝瓷和钧瓷的产地。所以,鄢姓先人学会制陶工艺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往往把制陶当作安居谋生的手段之一。(www.xing528.com)

鄢姓先迁居吉水,后来到这里,很快就发现田土间有大量的陶土可以用来烧制陶器。因此,他们就地取材建起了窑场,生产民用建筑陶瓦和日用生活陶器等。由于工艺好、质量高,加上自宋明以来,窑头地域及周边人口大增,村庄繁多,生产的民用和日用陶器不愁没有销路。不久,燕姓亦从外地迁徙到此,加入制陶行列,后来又陆续有陈、李、胡等姓加入。窑头陶业以至明清时期为最盛,有“九窑一井三角塘”之说。据老人说,三角塘的确有,就在现鄢家村,塘不大,常年水深一米多,再干旱的天都不会干涸。至于“井”,现在已不知在何处了。

“窑”的确多。陶场连片,隔一段(数个作坊)有一口窑,从赣江边的金滩村连到坪头新垫背村。而且窑口有分工,靠近金滩(今鄢家)那片以建筑陶器为主,产品有陶瓦、花饰瓦当、陶制水管等;靠近今燕家村这片以日用陶器为主,如甏、缸、钵、碗盘、坛罐。由于生意好,制陶师傅带了不少学徒工。老板主要在外跑生意。货沿赣江水路运往赣州、吉安及附近县、乡。窑头陶器质量好,名气也大,商家和农家乐意购买,有的酿酒制酱的作坊还会上门订货。

窑头陶业衰落是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窑户已大大减少,但仍有人在做这个行当。鄢家村一口窑,二十多年前还有人在烧制产品,现今已完全停业。

窑头制陶业的兴起,加快了窑头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业带动数业,对窑头圩市的兴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借助制工作坊,慢慢聚拢了人气,外来客商日益增多,推动了餐饮业、客栈、包装业(陶器打捆)、船运业的发展。水运业数拉纤最辛苦了,就怕拉纤拉到中途,风向突然改变,因此传出了“上有北风,下有南风,转曲打弯湾湾子风”的民谚。其“上”与“下”,是说船走上水或走下水:走上水有北风鼓着,走下水则扯南风;不北不南的转弯处,或正走着风向转了,那就说不清会是什么风了,弄得很辛苦。

宋时,随着制陶业的兴旺和大米瓷器交易的增多,几个自然小村渐渐相连形成大村——窑头村。村中出现了作坊、铁铺、竹器店、木匠铺、饭庄、客栈、货物储存转运、打捆包装、脚行(搬运)、陶瓷批发零售、米店、南北杂货等。饭庄和客栈做豆腐供应进店客人,少量出售。后来也有专业的豆腐店,一般经营半天,因为豆腐在当时虽然好吃,但属高档食品,一般老百姓只能过年时买一两块。所以宋元时期这里虽有店家,但还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市”。到明代,“市”成雏形,到清代已具规模,这时“市”已定型。也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滩头巡检司开设之始是在驿道交通的要道口——通津桥头。通津市一度比窑头村更繁华,但并不止通津这一小块地方。实地考察发现,从夏平开始就有不少老店铺旧迹,通达通津,直到滩头(今街的上)海智寺,都是当年的营业范围。到清代中期,随着窑头村人口增多,交通(水陆)发展,其圩市交易量和影响力超过通津市,以至于负责管理的巡检司也移驻过来,其他一些官方机构随之跟进,驻扎窑头村,地方管理组织(乡、图)随之健全。这一切,标志着窑头圩镇真正建成。1915年洪灾过后,高等小学等从海智寺搬迁至窑头村,窑头村才最终成为窑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中心。

窑头圩市起初并不大。从现在的遗存来看,窑头圩的老街道为丁字型,街长(包括外延在内)600米(真正的店铺集中处有一百多米)、宽3.5米,传统鹅卵石路面。小街的外面为一坪地,坪地边有一块略高的坡地即菜市场,农副产品、柴炭及家禽、猪等交易多在此进行。逢圩日,人多一些,到中午就散了圩。

窑头圩市真正活跃起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是1939年底,江西省政府迁到泰和县,许多机关分散在泰和县城及上田附近,有些下属机构只能在稍远的乡村驻扎下来,家眷更是分散居住,使窑头周边外来人口增多。他们往往走上一二十里路到窑头购买食品等物资。二是横塘村驻扎了国民政府后方伤兵医院。百嘉乡(当时称嘉乐乡)驻扎的伤兵医院更多,有的靠近窑头乡。数千人吃饭消费促进了窑头圩市的繁荣。三是1944年秋,南昌乡村师范学校迁入城江和判溪,又增加了几百师生,还有上海、广东、南昌及樟树等地躲日本鬼子的逃难民众,这些人的消费推动了圩市的繁荣。国民党政府为了安置这些难民,曾在窑头地域办过垦殖场,组织难民垦荒做工以自救谋生。不仅本地人抓住机遇,扩大粮油等产品的供销、转运等,而且上海、广东、樟树、南昌等地难民中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也就地租屋,开业做生意。窑头圩市便日益繁华,很长时间是日日圩。那段时期无疑是窑头圩市的黄金时期。可恨的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窑头圩市遭受极大的破坏,小本生意无法恢复,有本钱的外地人都回原籍去了,窑市因此一度冷清。

窑头圩市民国时期的经营名家,已很难寻访。回忆中最有印象的是陈九元糕饼店,制作的兰花根、状元红和茶饼香甜可口,是富贵人家自食和送礼的好食品,穷人家逢年过节也要买一点充装“门面”。陈九元的糕饼业在当时之所以有名气,关键是用料考究,制作精细,每道工序都不偷工减料,信誉极好。陈九元是夏平村人,出身糕饼世家,可能祖上传有拿手的工艺。他有个哥哥叫陈秀元,进县城创业,靠家传工艺,硬是在西门那么繁华的码头边站稳脚跟,打出“桂芳斋”招牌,生产销卖状元红、兰花根、茶饼、层糕等,名声传出县城,直至赣州、吉安。做客时,如果提上草纸包扎、上压红纸的桂芳斋食品,那主家就会认为这是很贵重的、很客气的礼物。

(耿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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