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沙洲塅，靠着屋背山；
代代有书香，就是不当官。
桐口人打小就听老人传诵这首风水谣，待长大了，却只知其意，不得其解。按科举制，入学考试即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桐口人称“书香”，然后分别前往府州县学学习。显然，考取生员，乃功名之起点。一方面，如果被各府州县学选拔为贡生，则可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另一方面，如果于各省提学官举行的考试中考取“科考生员”，即获得了参加正式科考的资格。然而，桐口的先人们自觉地止步于“府州县学”这个起点，并不进取功名。到了清末，即使偶有进一步者，比如萧汇泰考取同治三年（1864年）贡士，也依然坚守村规而不出仕。“学而优则仕”的火热时代，桐口学子为何偏偏不“出仕”？是不屑于“出仕”，还是不敢“出仕”，抑或不甘于“出仕”？
今紧贴故土，深入村庄记忆，借助族谱及相关人物志，终获原委。
千年田庄
一
桐口，窑头镇连源山区的一个千年古村，旧称“桐江”。
开基祖萧万邦是五代十国后周时代随父萧喾，为避马氏之乱而由湘入赣的。史载：907年，后梁封马殷为楚王，都长沙；927年，马殷又被后唐封为楚国王；930年，马殷死，次子马希声继位；932年，马希声卒，其弟马希范继位；949年，马希广据长沙；950年，马希萼起兵攻长沙，杀希广，自立为王；951年，马希萼被南唐王李景封为楚王，同年被灭。马氏之乱长达数十年，包括两个阶段。桐江先祖是第二阶段即公元950年为避“希广、希萼争位之乱”而过来的。相关谱牒曰：希广、希萼争位，国内大乱；喾公偕伯叔兄弟觉誉、学黉及子孙百余人奔豫章。又曰：同筮所止（一同占卦以看看该落脚于何处），得《易》之坎（八卦之一，代表水），云“遇水则止”，遂至泰邑（泰和）早禾渡定居。岁余，兄弟散徙他所，或临川，或广东。萧喾则率若干人卜居（占卜以择地落户）泰邑麻溪（今万安县麻源）。据桐江族谱所记推测，萧喾之子万邦是在二十多岁娶麻溪（麻源）女子成家后即公元956年左右来桐江开基的。
那么，希广、希萼争位而致内乱时，萧喾为何一定要率族众出奔呢？形势所迫也。萧喾，仕楚王马殷而为桂阳令，又迁为长沙县尹，又擢为参谋。有善政。作为长沙当朝重臣，萧喾见马希萼起兵，不忍兄弟互相残杀，不忍政局动荡，即劝谏，未成，由此得罪起事者。他很快就听到了“要灭族除根”的风声，因此率族众远逃。一路上，饥饿、困顿、疾病，接踵而至。可谓历尽千难万险，萧喾一族方才死里逃生。
因当官从政而带来的这一次劫难，给萧喾以巨大的刺激和极深的伤痛，于是就有了一个口口相传的说法。萧喾临终时，反复嘱咐其子萧万邦（即桐江开基祖）：“读诗书，怀仁德，勿入仕。”萧万邦临终时，亦反复嘱咐其子：“读诗书，怀仁德，勿入仕。”一代接一代，此九言遗嘱便成为桐江铁铸标牌一般的家风。
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依山傍水的桐江，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结晶而数度成为旺村。
明清史料称，“桐江萧氏，吉郡望族也”，“自李唐末（五代末）开基以来，世传忠厚，贤哲代出不能赘述”，“萧氏所居之乡，仁里也，乐土也”。这些记述皆表明，彼时桐江甚是著名。
其名望之“根”何在？在贤哲。
万邦公开基肇始，桐江萧族一脉相承者，无非“劝学”或“劝德”。
比如《族风小序八则》。列首位者“文学小序”，曰：“独不闻宋人有言曰，摊万卷等于南面百城，则读书是富贵人。明人有言曰，扫地焚香清是福，摊来书卷福添清，则读书是清福人。回道人有言曰，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则识书是神仙。甚矣，族人之有文学，犹玄圃之夜光，薛门之青苹也。”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是玄圃积玉：传说昆仑山顶的神仙居处玄圃中有奇花异石，多美玉，喻指诗章精华荟萃。二是薛门青苹：唐朝名将薛仁贵的宝剑锋利不减，喻指文风持续犀利。可见，桐江萧氏崇文之标志，乃源于书卷又超越书卷之雄劲诗风也。
传承演绎之中，赫然有了高品位的习俗“诗寿”。所谓“诗寿”，是指公认的德高望重者，趁逢十之大寿，举办隆重的诗赋祝寿典礼。全族人参与，长者公主持。典礼先由至亲作赋致意，再由特约嘉宾献诗以贺，接着择佳诗若干于寿筵唱读以助酒兴，末了由寿者吟诵答谢诗。寿典毕，诗赋结集成册并请名士题序。
久为传颂且有史料反映的“诗寿”典礼有二，即1461年的汝继公六十寿与1490年的嵩山公五十寿。
虽然诗册失传，但凭借流存之“序”可知当时盛况。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邻县泰和进士欧阳雍撰《汝继公六十寿序》，曰：“乡绅举邑为庆，开东阁，启华筵，倾觞而醉，歌声（即唱诗）喧于四座，无非申其祝颂愿望之意。”弘治三年（1490年），文林郎湖广宝庆府推官（正七品官）龙津衷贤撰《庆萧君嵩山五十诗序》，描叙甚详。开篇，述缘起：嘉溪彭南璇与嵩山交情很深，六月七日，嵩山“适届知命之年”生日，彭南璇特邀诸君子一起去参加他的“诗寿”之典；“至亲用赋以华其寿筵，（嵩山）嘱余序其首”。中段，极尽博喻之妙：“高夫，嵩山，高出四方，其峰卓立；坚固深积，厚重不迁，其犹处士之静而有常乎。”结尾，类比以推进诗情：“昔刘凝之（宋代有名的安于清贫而乐善好施的隐士）居庐山，欧阳永叔（欧阳修）作庐山高以美之。今处士之匿才韬德不炫于世，固如凝之之杰者。诸君作嵩山诗以寿之，其亦欧阳公之意欤。处士必能砥心励行，坚其所守，宏其所施，终同嵩山之伟观而镇于一方欤。”
悠悠然，超越祝寿本身之祝寿也。
在以神明与苍天为崇拜、为主宰的时空里，竟然有一处山村诗心灿烂而“人为首要，其他皆次之；仁为根本，其他乃枝叶”，以至大度生存，大颂生命，大振生机。诗寿，实在是民俗史上特别觉悟后的一个大写意。
遵圣堂遗址之一
“大写意”之间，还有庭训。《诫词六条》，自我而超我，推己及人，曰：“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忠信以成德行，崇礼义以淑身世，尚廉耻以全名节，慎嫁娶以缔姻娅，戒游惰以谨惛傲。”显然，信念与志气，皆烙入家训条文。与之相应，“大写意”亦现于建筑物。据老人说，村里古屋虽然毁于史上两场洪灾，但印象永在——皆青砖黛瓦、飞檐翘角，而“文章世荫”“诗礼传家”“正气永续”一类的门楣匾额，则洋溢馨香。
遵圣堂遗址之二
三
于立体多面的教化中，那本质的东西即深入骨髓，渗透血液，成为村庄的基因，蓬勃不息。桐江萧氏于是乎以儒雅为质，以仁义为本，以节操为荣。(www.xing528.com)
老谱之上册辑录文献19篇，其中14篇是“序”或“志”。这些当年名士所作的“序”“志”，无一例外地高度颂扬桐江萧氏万邦及其后的贤哲之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邹元标的《双溪原序》。邹元标何许人也？庐陵吉水人，明代进士。始任刑部观察政务，因品性耿直，抨击时弊，遭小人暗算而被流放六年。复归朝廷后，任吏部给事中，仍直言朝政，再度贬官。数年后被起用，于户部任职，他又上疏呼吁改革吏治，触怒“龙颜”而被逐出京城。此后三十年，他居家讲学，研究理学，成为著名的讽议朝政的“东林党三君子”之一。《双溪原序》写于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春，即邹元标逝世前两年。邹公以71岁高龄兼一生之历练与熟思，评议人事，醒悟人生。述及萧族“僻处一隅，亦皆履仁蹈义，敦诗说礼，恂恂多隐士”，慨叹曰：“吾人住世，显晦升沉，委之幻化，但使吾心身清白，行履端方，居乡足为一乡表，处家足为一家型，又何必掇科名蹑要枢而后为世轩轾哉！”大意是：人生在世，所有的升降与显耀沉寂，皆可付诸烟云幻化。唯有心高洁，行正直，在家做一家的典范，在乡做一乡的表率，德高至此，又何必拿科举大名去谋取官场要职而后成为世人论高下的话题呢！此乃邹公肺腑之言、金玉之声也。
的确，一部桐江萧族古史，文墨之香伴随着高风亮节，以至时人赞曰“诗书相传而不断，非德深品厚、源远流长者乎”。
四
桐江族谱人物之特意表彰者，皆“处士”，即邹元标所称颂的“隐士”——才德兼备而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显然，桐江古贤人之“隐”，决非消极避世，无所事事，而是基于低调处世与高尚为人相融的一种别开生面，即“读书不求闻达”，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出世的智者亦入世的仁者。
循族谱史迹，纵横取例以观之。
横向，以叔大心第76世为例。
一者，晦乐堂支脉三公。萧世芝（1683—1729），“年甫四旬（年纪刚刚四十），名重乡党（名扬乡里），于族则创建祖庙，授徒（办学传授学问）则桃李踵门（学生纷纷登门），虽布衣终身可推为人杰也”。萧世萌（1716—1777），“生平居易俟命（处于平易而听天由命），素位而行（安于现实并努力做好应当做的事情），遇人争竞必竭力排解，卓然冠群，诚豪杰也”。萧世游（1718—1794），“文坛宿老（文坛老前辈），功名不就，吟花赋柳，性情悠游也”。
二者，嵩山堂支脉三公。萧世文（1799—1867），“以忠孝为宝，以经史为田”。萧世流（1779—1853），“安闲朴而黜华（革除浮华），尚悃愊（kǔnbì，至诚）而无矫饰，孝友其素性，忠厚其本真”。萧世俊（1719—1786），“孝父母，睦宗族，深学养，善文辞，处清贫而不污，终遗逸而不怨，其府试屡拔前茅，卒以山林终老也”。
两支脉之六公，谱记中仅寥寥数语，却是远祖萧喾九字嘱“读诗书，怀仁德，勿入仕”的极佳诠释与实证。
纵向，以嵩山堂支脉“代代美德耀辉”为例。
一者，明朝五代德辉。
约公元1369至1516年间，嵩山堂支脉绵延了五代：宗礼—原良—孔文—汝继—嵩山。
明代天顺八年即公元1464年，福建进士、福州府连江县知县欧阳翰所撰《萧文堂翁墓志》载：孔文的祖父宗礼和父亲原良“皆隐德弗仕（修心养性而隐藏德才，耕读田园而不入仕途），平素不随流俗，好诗礼”。父亲原良早逝，即孝事母亲始终，兄弟都效仿他；而且乐善好施，“年愈高而节弥香，时人比于秋兰也”。明代天顺四年即公元1460年，泰和进士欧阳雍所撰《汝继公六十寿序》载：孔文的儿子汝继，知书达理，“忠而信行，端而朴素，乐清淡”。“父子并膺福寿之隆（父子都承当了福寿的荣光），是何也？亦自笃好诗书敦尚仁义（酷爱诗书、崇尚仁义）。”明代正德丙子年即公元1516年，泰和进士罗钦忠所撰《明故萧公嵩山夫妇合葬墓铭》载：嵩山，跟他的祖父孔文、父亲汝继一样，“俱隐德弗仕”。嵩山“幼而英俊，壮而有为，老而闻望。睦乡邻，扶遗孤，在人所不能有者，备焉。人皆贤之，无异词者”。
二者，清朝六代德辉。
约公元1645至1824年间，嵩山堂支脉绵延了六代：贞作—佳升—声亮—国隆—性清、性汉—世文。
据清代嘉庆十四年即公元1809年，国子监学正郭士桢撰《清登仕郎萧君国隆讳兆贞翁夫妇墓志》：国隆，跟他的曾祖父贞作、祖父佳升、父亲声亮一样，“皆诗礼相承，才能兼优，隐德弗仕”。国隆作为兄弟四人中的老大，“孝以事亲，和以处弟。既长，即奋然屹立，大振家声，见祠宇祀事之式微，首输钱谷而乐为兴建之，观桥梁道路之倾颓，倡捐财资而喜为修砌之”，而且仗义勇为，解纷息争，“族庭崇为栋梁，圣朝宠以品服（被朝廷封为登仕郎并赠九品官服）”。国隆的两个儿子即性清与性汉，“皆有父风。少年俊秀，学富五车，蜚声辟雍（闻名于学府），且英奇卓异，大雅扶轮（维护大雅之作使其得以推行发展），学士文人多与之友”。又据族谱记载：性清的儿子世文，“恩授从九品”。“从九品”如同其祖父国隆之“登仕郎”，乃朝廷授予的荣誉职位。
纵横取例之外亦不妨随机取例。
比如，“明朝五代德辉”与“清朝六代德辉”之间，有一个贤达闻名遐迩。他就是萧日显，即晦乐公。明嘉靖乙丑年即公元1565年，进士正议大夫刘广衡撰《晦乐公墓志》，曰：“晦乐自幼颖悟，好习诗书。既长，学问益进，远近士子乐为砻错（远近士人乐于与之切磋研讨）。家甚富饶，好周济戚族及乡闾之贫者。年弥高而德弥高，含饴弄孙恬如也。”
上列诸公，皆“士”而不“仕”。至于，萧国隆荣获“登仕郎”以及萧世文荣获“从九品”，虚衔而褒义，乃美名德声所致也。
正是荀子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亦自然盛名而非刻意盛名者也。毕竟，处士之根本生存状态即“隐”，早在春秋时期就叫作“隐士”。当然，与史上那些踌躇满志于仕途却惨遭打压贬官的“被隐士”以及热衷当官而一旦受挫即隐退的“假隐士”不同，桐江隐士乃“纯隐士”“真隐士”也。一开始即“弗仕”，乃至终生以德性诗意栖居于山水，代代相传。实属赣中南乡村人文之奇葩也。
五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中却能窥斑见豹。
概之，桐口千载贤哲之风乃是：仁爱修身，诗礼相承，醉心田园，和谐处世。
（萧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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