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色万安：先民共有的精气神，尊师重教的启蒙仪式

所谓“百里不同天”，因地理条件的差异，上乡片多为深山区，交通闭塞，良田少，生活紧巴巴，而下乡片良田多，生活较富裕；又所谓“百里不同俗”，因氏族习俗的差异，上乡片与下乡片在方言、生产习惯、饮食、婚嫁及民居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并未导致人们在整体性格上相异，更未导致人们在整体品格修养上相差太大。

为何？空间上是上下游分两“片”，而本质上一江涵两“片”。那赣水，是汩汩不息的血液，滋养着两岸的万安子民。上乡片与下乡片共同生长并且互相融汇，以至形成“五云文化”（万安文化）而一脉相承至今。

赣江最为著名的一段乃十八滩。在上游，即赣县至万安流域，暗礁众多，地形险要。自南北朝太平二年（557年），“唐路应为虔州（今赣州）守，尝凿败赣石，水势以安”。到宋嘉祐六年（1061年），虔州知州赵抃疏浚险滩，先人们进行过多次整治与开凿。这对万安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推动效应。

随着赣江的疏通，航运得以迅速发展，万安沿江派生出各种行业。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亦随之变化，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信仰和民风。正是一系列信仰和民风造就了区域内的整合机制，才慢慢有了一种社会认同感，维持着上下游两岸同频共振的良好秩序。

古万安长期处于南北交通即赣江—大庾岭商道上，乃关隘要地，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象。

此刻，我们披着山光水色，深情地触摸着名胜古迹、文物遗存、族谱县志，感受着村风民俗及歌谣诗词的温度，仿佛听到了从远古传来的阵阵乡音，窥见了那一股精气神——仰宗敬祖、良善仁爱、尊师重教、崇尚贤哲、吃苦耐劳、聪敏灵巧、精明强干。

第一，民俗感恩，反映仰宗敬祖。

统观上乡片与下乡片的种种民俗，大多是纯朴之中蕴含着感恩之情。每逢初一、十五、除夕和春节，人们总是盛饭焚香，以示不忘祖先；每逢清明、冬至以及中元节，即使在外地的游子也不忘返家祭祖扫墓，烧香、磕头、焚“纸钱”，甚是虔诚。这个节、那个节，说到底，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感恩节”。此“感恩”之最高格局何在？在于具有宗族集合性质的修谱与建祠。“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万安民间历代修谱皆为警醒后人“饮水思源不忘本”。翻阅各族谱，卷首跃入眼帘的均是“溯源序”，无一例外；主修者将“源”摆在至高位置，极尽郑重。至于宗祠，则更加明显，功能乃是仰宗敬祖，而非谋求保佑也。

第二，氏族融和，源于良善仁爱。

曾几何时，一次又一次人口迁徙，氏族云集。有的村子杂居六七个姓氏，但世代和睦相处，乃至联姻成亲。纵观万安各氏族家训，可见其首要目的乃熔铸光明伟岸之道德人格也。析之，作为建立良好家风的养成基础和形成社会风气的规矩认知，家训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忠孝，即在家能孝、于国尽忠；二是仁爱，即处世以仁、待人以爱。“仁爱”之具体表现：“勿以善小而不为”，即怜饥悲寒、扶危济困、体恤孤寡、乐善好施而且不求回报；“勿以恶小而为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村里尊为“长者”的，并不只是年纪大、辈分高的，而往往是德高望重者。

第三，耕读传家，以至尊师重教。

无论是告老归田，还是终生于田，“耕读”都是万安人最为幸福的追求。宋以来，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长驻心坎。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于是，有田可耕，即衣食无忧；农闲读书，则其乐融融。从上乡片到下乡片，教子读书都被作为头等大事，窑头一带就有“捡禾私也要教患读书”的谚语。教学场所，除了县署建的学宫，还有众人捐建的书院，家族主办的私馆即私塾，也有贤士独资兴建的义塾。读书重要，教书亦重要，于是乎“尊师重教”成风。万安文教之盛甚至吸引了周敦颐（宋）这样的大师前来讲学，还吸引了张九龄、周必大、胡铨、文天祥、刘辰翁等一批唐宋名家题诗作赋以赞之。

民间特别昭示“尊师重教”的，乃儿童入学时的启蒙仪式。万安的启蒙仪式始于唐朝，由圩镇到乡村，逐步盛行。据本土已故老作家郭敬华生前回忆，即使是上乡片柏岩上造这样的偏远村也一直流行启蒙仪式。儿童由家长带着去“启蒙”，其过程为上乡片四步、下乡片六步，大同小异。相同的是这几步：儿童对孔夫子像拜三拜后，对老师拜三拜；老师拿出写着“幼而学，壮而行，上忧国，下便民”的红纸条幅，一边解释，一边教儿童念三遍，并教儿童写自己的名字，也写三遍；家长递给老师一挂猪肉、两把油纸扇，以致谢。仪式可谓步步相随，环环相扣。“教之崇高，师之尊严”，于上学第一天即植入灵魂矣。

尊师重教之必然结果——人才辈出。历代科举中，全县有翰林院庶吉士2人，会元1人，进士135人，举人471人，恩贡508人。诸多名士，载入五云史册的同时也载入了庐陵史册。

第四，家园厚土，贵在崇尚贤哲。

人类聚居的基本单元是村子。于是，一个县的兴衰必然见微于一个村子的兴衰，亦即立县源于立村。古往家园何以立村？生态立村，种田立村，养殖立村，经商立村，等等。对万安而言，最根本的乃是贤哲立村。全县史上所有“旺村”无不证明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在此，需特别提及赣江支流泉江岸畔的西塘村（古称桂林村）。古西塘之“旺”，“旺”在哪？在人才吗？好像是。古西塘并非大村子，但人才甚多，历代科考进士有八人之多，甚至出现“父子解元（乡试第一名）”与“父子进士”的奇迹：宋代，朱振于宝祐乙卯年（1255年）魁江西，其子朱云龙于成淳癸酉年（1273年）魁江西；明代，朱衡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举进士，其子朱维京于万历五年（1577年）举进士。其实，这些只是“旺”的表象，其表象的里头乃贤哲也。特征有二。一者，重才力，读书蓄智慧，进而浸染家风，坚守本心。且看明代，西塘有两个皆因父亲早逝而于孝母中苦读修身的典型：朱世灏，“刻志读书”，举孝廉而不就，终日自学，沉酣于典籍直至彻悟人生要义才罢；朱齐观，研读经史乃至通宵达旦，后来他这份书卷气也熏陶着儿子，当有人嘲笑他为“三蠹”时，乃回应曰“守先人田园不如守先人书籍，毋使儿辈不达礼义而辱祖也”。二者，重品性，公益致良知，进而浸染村风、滋养民心。科考出去做官的，竭力于公家和老百姓；辞官归里，则倾情于教化以贡献余热。仍将目光投向明代，有三个光辉的榜样：朱与言，永乐辛卯年（1411年）举进士，年老致仕，痴心“民本”，归里后以其威望而投身民风建设，以至“家居门庭清肃，乡人有不善者唯恐与言知之”；朱道相，万历己丑年（1589年）举进士，官至云南观察使，“归里，与郡邑名儒倡明理学，每课（教育）子弟，忠孝廉节”；朱登明，天启贡士，授淮安府睢宁县知县，“少有文名，政则有声，谢职归里后与族子弟论文考艺，至老不衰”。科考未能考出去的，亦大多仗义克己，为乡亲、为众家。如明代朱祖贵，“性慷慨，人有患难即解金以赠，称贷者则焚券（借钱还不起的就烧了借契不要还）”；又如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朱昌灌、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朱飞鹏与朱希祖，“自幼读书通大义”，成人后“好行善事”“仗义疏财”，屡屡捐资修桥、铺路、凿井、建祠及助学。不胜枚举也。

难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万安县志》的人物志，编入西塘村历代贤哲二十二个。叹为观止！

第五，鱼米之乡，凸现吃苦耐劳。

远古时期，先民们披荆斩棘，垦荒辟壤，一代代耕作并不断改良，渐成沃土。史料载，至清初，万安有耕地48.9万亩。沃土盛产稻米，万安即成为产粮重地。稻谷在自足之外还随船帮被运至江苏一带。由于稻谷品种多、产量大，因此随之而来的加工品也多。比如神仙粉，以糯米为原料制成的干粉，保鲜期长，也是外销的土产之一。除了稻谷，甘蔗生产也历史悠久，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名传江南。史载：“道光年间，赣人……近今沿河遍植矣。”赣江两岸历代种蔗，以泰和栖龙、马市、澄江和万安的涧田、五丰、罗塘、百嘉、窑头为最，产量高，水运外销极畅也。

家畜家禽养殖，以猪为著。宋朝时猪肉已成为万安老百姓的主要食用肉类。明朝，正当猪肉地位持续上升之际，发生了意外。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明武宗生肖又属猪，杀猪被看成大逆不道。皇帝严令禁止杀猪，违者及其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这迫使农民把家里养的猪杀净吃光。然而，花猪养殖正值繁盛的万安不吃这荒唐的一套。老百姓用各种手段予以抵制，甚至地方官府施以暴力禁止养猪之际，仍有陈氏父子躲进深山穴居岩洞饲养花猪，使花猪得以延续，故有《万安县志》载，“明正德中禁天下猪，一时埋弃俱尽，陈氏穴地养之，遂传其种”。正是万安人民对于家畜业的那份执着与顽强，使万安花猪演变成“名猪”（1976年，作为赣中南优良品种被列入《中国猪种》系列）。

田园小农生活与水上搏浪生活，构成万安的千年劳动画卷。作为“鱼米之乡”，渔业当然一直红火。南宋吉州庐陵人胡铨在《厅壁记》中记述：“顾其水则玉虹翠浪，山则龙岭芙蓉，岩石之怪奇，他郡所罕。矧其竹树连山，桑麻夹道，茶冠异品，鱼惬四时，物产之殷，人文之盛，实仕宦所居之乐也。”罗塘、桂江等地的池塘鱼久负盛名。万安人具有割草养鱼的传统习惯，他们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另外，江河捕捞业在渔业生产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渔民们长年漂在水上作业，或网或钩或利用鸬鹚捕鱼，相与为一，乐此不疲。

第六，手工技艺，尽显聪敏灵巧。

万安盛产竹木，人们将竹木“为我所用”。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村民，所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都与竹木生产有关，大至土木营造，小至木勺、筅帚。自宋建县以来，万安的手工业一直活跃，木匠、篾匠代代相承地拥有了绝活，其产品尽显心力与地气。此外，制纸、榨油、编棕鞯与打竹缆也声名远播。

因为手工业门类的增多以及工匠文化的发展，那由技术层面升华至艺术层面的，不仅体现于手工产品，还表现在民俗表演。万安一些起源于唐宋的节庆演唱或祭祀舞蹈，今天之所以被列为省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乃因为那些习俗艺术独特且灵巧。其载体道具，皆出于精湛之手工。“股子灯”中一股一股能分能合能摆字的灯具，“麒麟狮象灯”中纸糊篾扎而成的精细逼真的象形灯具，“儿郎灯会”中色彩斑斓、形态活泼的灯笼、蚌壳、花篮、烟火等，“元宵唱船”中既神气又神圣的纸扎花船以及元宵画，不一而足，各尽其妙。

第七，集市贸易，足见精明强干。

古时，最能彰显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乃是集市贸易（圩市）。万安圩市之繁盛，得益于农业与手工业的交织催化，亦得益于赣水之天然恩泽。

利用“上通交广，下接京畿，旁达乎闽浙之区，近抵乎荆楚之境”的“黄金水道”搞活经济，先人的精明强干发挥得淋漓尽致。惶恐滩头的县城毕竟是县域经济中心，在沿江码头及城墙的持续见证下，街市“天天是圩日”，自不待说。单说沿岸的那些小圩市。最早时，江畔的村子为利于船运物资交流而设置码头，随着商旅往来的日益频繁，人口逐渐聚集而变为小镇，巷道遂成街道，店铺与仓库亦应运而生。此商业集散地，即为圩镇也。到清朝时，全境有良口、百嘉、两江（今罗塘）、棉津、长桥、武术、沙坪、窑头等十多个圩场，圩日甚是热闹。上市物资主要有粮、油、土纸、蓝靛（做染料）等农副产品，猪肉、糕点等食物以及小农具、土布。

1990年8月，万安水电站蓄水发电，上乡片的良口、涧田、武术、小蓼、长桥、棉津、昆仑七个圩镇被淹没。然而，其灿烂史永在。随便捞一捞，即可捞出湖底的记忆，先人们既立足本地创业守业，又借力水道开拓进取。以武术圩镇和棉津圩镇为证，民间述其盛况有“走遍天下四只角，不如棉津和武术”之说。武术圩镇位于赣江东岸，街长达300余米；棉津圩镇位于赣江西岸，街长160米，历来为县境土纸集散地，产品远销广东和东南亚。

可以想象，当年，万安县境之赣岸圩镇，即使一时黯淡也总能明朗有序：那码头货船吱吱呀呀的橹声，那街头地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那鹅卵石路面上杂沓的脚步声，那走南闯北带回来的嬉笑声，一齐伴随着店铺里清脆而温馨的算盘珠子声，如朝阳夕晖似的照耀着每一个逢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