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市发展：综合性中心城市要求

（一）直辖市必然是综合性中心城市，居于城市体系的最高层次上

直辖市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考察一下中国直辖市的现状，我们发现，直辖市无不是综合性中心城市。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上海和天津，既是经济中心，又是城市体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里所指的“城市体系中心”是指这些城市在各自那一地区（华东、华北）具有最大的政治和行政影响力。

（二）重庆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这个格局客观上要求它成为综合性的中心城市

我国现有的三个直辖市都处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即将设立的重庆直辖市则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它的使命是西部经济起飞的推动器，是带领西部前进的火车头。因此，它不应该仅仅是单一的“经济中心”城市，而应该是一个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中心作用的综合性城市。这是重庆的历史使命使然，是西部发展格局使然。

（三）把“文化中心”作为重庆直辖市的目标之一，已经具有相当现实的紧迫性

这里所指的文化，即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大文化”。

重庆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中心：

1.重庆具有作为文化中心的丰厚的文化底蕴

重庆是一座有3000 多年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巴渝文化”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和巴族的历史文化，而是包括了从先秦历史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它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在巴渝文化的熏陶下，产生了巴国蔓子将军、南宋抗元民族英雄张珏、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等一大批仁人志士。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陈子昂、王维、苏轼、范成大、文天祥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壮丽的诗篇。

近代以来，重庆在广袤的中国西部率先走上近代化的历程。在近代重庆的崛起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一个是“西力”，即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西学”之“东渐”；另一个是“东力”，即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形成的近代“海派”文化之“西进”。这两种因素与重庆土著的传统文化相互激荡，产生了内陆城市文化，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还给以豪放和阳刚之气为特征的巴渝文化，以更多的理性、理智和现代色彩，从而造就了现代的重庆人，使重庆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领导着中国西部的思想潮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新文化的传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产生，使重庆成为了巴渝地区、四川省，乃至中国西部的革命运动中心。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对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革命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曾考虑在重庆建立同盟会西方支部。1905年，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并于1911 年推翻清朝在重庆的统治，建立了蜀军政府。1926 年，中共重庆地委（四川省委）成立，后来，四川省委曾长期设在重庆。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设重庆，领导着中国南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在现代史上，随着重庆政治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经济中心的形成和日益强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抗战文化的兴起为标志，重庆的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团结、领导重庆人民同反动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以“爱国、团结、奋斗、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的本质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和“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一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它又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重庆人民身上所凝聚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所以“红岩精神”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2.在长江上游和中国西部地区诸城市中，重庆具有成为文化中心的综合优势条件

在长江上游和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都具有各自的文化优势。比如，西安的文化优势在于以国都和帝王陵墓为代表的古代皇陵文化，成都的文化优势在于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文人文化，兰州的文化优势在于以民族起源为标志的原始的黄河文化，昆明的文化优势在于古代滇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都是它们成为各自区域文化中心的底蕴。

然而，纵观5000 年文明史，以时代考察，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不论是悠远辉煌的古代，还是风起云涌的近现代，一个城市的文化始终独具特色，占据领导时代潮流地位，重庆当之无愧；以文化的类型考察，重庆又具有种类齐全，丰富多彩的突出特点：古代的“巴渝文化”独树一帜（作为古代文化代表的青铜器，以地域标识的只有“巴蜀”和“滇”）；近代在西方文化、海派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中形成的“内陆文化”风骚独领（领导西部经济和思想新潮流）；现代史上以抗战文化为代表的“大后方文化”和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更达到空前的高度，影响深远，直至今日。这种历代文化始终能够持续保持在领先水平的状况，在中国西部无城能出其右者。(www.xing528.com)

3.重庆人民急切盼望“文化昌明”时代的再现

解放以来，重庆的文化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面对新的世纪、新的机遇，特别是与直辖市的使命、地位、作用相比，重庆文化的发展现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乐观的：

——文化设施，尤其是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几十年来没有明显进展，基本上还是吃50 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的基础的饭。难怪有的重庆文化界人士说重庆是“大城市的格局，中等城市的（文化）设施，小城市的‘文化’”。语言尽管有些偏激，但是，足以让人警醒。

——社会科学研究，多数学科优势不明显，学科发展不平衡，优势学科少且优势滑坡；缺乏规划与协调，至今没有一个领导机构，没有制订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投入严重不足，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项目经费或者基金；一些领导同志很不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和学术成果采取轻视的态度。

——教育与科技基础广大，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没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分院和研究所（成都、西安、兰州、昆明都有分院和大批研究所）；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科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

——人才两头低。一方面高级人才数量少，比例低，不到2%，低于京津沪和四川省，特别是在重庆的两院院士仅有6 名（侯光炯去世后只剩5名），而四川省就达数十人之多；人才外流严重。另一方面，全市人均文化程度太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 年，且文盲半文盲普遍存在。

——文学艺术，有影响的重要作品不多，人才外流，精品太少，演出场所奇缺。

——城市设施缺少文化品位；部分市民素质相当粗俗。

这些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重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城市形象的树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挫伤了重庆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行政体制的束缚，也有城市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有种观点认为，重庆是一个经济中心，因此就只抓经济；认为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因此只注意工业而忽视其他各业。总之，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的急躁情绪，发展方针上的急功近利，把文化事业充其量算个“软任务”，根本不可能把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这种指导思想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其结果是“两手都软”。这不能不说是重庆这些年来与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与周边地区差距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4.突破单纯“经济城市”的定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文化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这是必须坚定不移的。然而，这些年来，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只讲经济发展，不问社会进步；只求完成经济指标，不管文化事业发展的问题，出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匹配的现象。在我们重庆的表现之一，就是城市目标的过于单一化，即只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强调把重庆建设成为“经济中心”，而忽视它的文化功能，轻视文化建设，甚至根本不把文化发展作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一句话，对两个文明的关系缺乏全面理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总结十多年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一条重要的启示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对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深刻指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的建设。这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保证，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克服把发展目标仅仅定位在“经济建设”上而忽视“文化事业”的偏向。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把“文化中心”确定为重庆城市跨世纪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为此，市委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在实现重庆跨世纪发展宏伟蓝图的伟大事业中，一定要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