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重庆直辖设立的历史依据

（一）重庆城市发展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所谓的“城市世纪”，即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出规模不等的各种类型的城市，并出现了巨型城市和城市群，世界已进入了相当高度发展的城市化时代。

马克思主义认为，“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5]。这一论断阐明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进程：城市（出现）—（发展成）传统城市—（经过）城市化—（实现）城市近代化—（发展成）近代城市。

这里的“传统城市”，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城市。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乡村化”，即乡村（从经济上）统治城市。因此城市的主要功能只是“军政中心”。这里的“近代城市”，即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其重要特征是“乡村城市化”，即城市（从经济上）统治乡村。城市功能便由“军政中心”变成了“经济中心”。

实现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城市化”。这里的“城市化”，即由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聚集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口集中过程和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扩大过程相统一的社会过程。

综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城市发展的规律是：传统城市—近代城市—现代城市；

城市发展的过程是：城市—传统城市—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城市现代化。

所以，从总体上讲，城市在走完了它的“近代化”历程以后，都面临着迈向现代化的重任。

今天，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大城市继续增多，有的城市已达空前规模（出现百万、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城市范围、规模、结构、功能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不少城市越来越超出自身的范围，而与毗邻的相联系的区域连接起来，产生了巨型城市、城市连绵带和城市群等各种新的类型；城市结构因城市功能的增多、增强和规模的扩大，而由集中趋向分散，由单一中心演变为多中心。同时还涌现了更多的以一两个主要职能为主的新城市（如政治中心、旅游城市、汽车城等）。与此同时，发展也不平衡，城市问题日趋严重，城市正面临严峻的抉择。

重庆这座城市是中国城市的缩影。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中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尽管近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但就其历史使命而言，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样，都肩负着现代化的重任。把重庆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重庆城市成长的特殊规律

考察重庆城市3000 年的历史，特别是1891 年重庆开埠以来的历史，重庆已经实现了“三个转变”，即实现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的转变，实现了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的转变，实现了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的转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国家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研究3000 年的重庆城市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国家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秦置“巴郡”。战国时期，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灭巴国。公元前314 年，秦置“巴郡”，以江州城（今重庆市城区）为首府。“郡”相当于今省或直辖市一级行政机构。这既是统一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之始，也是重庆代表中央政府管辖巴渝地区之始。迄今已2310 年。秦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设天下36 郡，仍以江州为巴郡。可以说，秦所设之“巴郡”是秦统一中国的结果之一。从中可见“巴郡”在统一的中国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升重庆市为“特别市——陪都”。重庆建市于1929 年，初为省辖普通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遂以普通市担负起战时首都的重任。1938 年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其行政地位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1939 年5 月5 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 年9 月6 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特别市——陪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重要地位当不言而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设重庆为“直辖市”。当时，重庆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所在地。当“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重庆再次以“直辖市”的地位成为中国西南的政治与行政中心。

今天，当新的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我们应该感受到这历史责任的重大。

2.重庆城市因商而兴，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重庆的崛起得益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开始了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新时期。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仅仅局限在下游的江南地区以及某些点上。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国内东西部联系的经济纽带。历史就选定了长江，并最先造就了上海——中国的经济中心。因为它是“江海要津”，“濒海重镇”，通过长江控制着2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控制着45%～65%的中国外贸总额。随后，溯江而上，经过50 年的进攻，又造就了重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这是因为重庆居于长江之头，连接着中国的整个西部，与上海东西呼应。从而形成了以长江为中轴，以城市为要点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www.xing528.com)

3.重庆因（内）迁而盛，成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的西迁，大大加重了重庆在中国政治生活和国际舞台上的分量，重庆迅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迫使我国进行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随着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工厂大批内迁，交通的急剧发展，商业和金融的空前繁荣，形成了内迁的外力和由于内迁而形成的内部动力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城市工商业盛极一时，城市经济综合功能迅速扩大的局面。重庆又成为中国大后方的经济中心。至此，重庆从一座工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了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中心城市。这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4.外部条件的刺激是重庆城市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

百年来的重庆城市史表明，重庆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内因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外部的刺激则起了主要的作用。

世界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内部结构变动而引起城市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城市性质的变化。来自于内部的工业化是这类城市成长的动力，其演变过程属于渐进型。另一种是由于城市外部力量的刺激，使城市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城市性质的变化。这种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一般是由商业贸易引起的，其演变过程表现为突变型。重庆即属于后者。重庆由于地处内陆，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处于后发地区，仅靠内部动力是很不够的。因此，外部刺激就成为重庆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百年来刺激重庆发展的“外力”分为两种，一为“西力”（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二为“东力”（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各省的影响）。重庆经济中心就是这种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5.跳跃式发展是重庆城市成长的显著特征

近代以来，重庆城市经历了五次跳跃式的大发展：

（1）开埠时期。重庆近代经济始于1891 年的开埠。从开埠至抗战前，重庆成为四川及西南近代工业门类最多、企业及职工人数最多、资金最雄厚、发展最快的城市。

（2）抗战时期。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渝，重庆进而发展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发展，使重庆有实力支持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的综合性中心城市。

（3）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庆属中央直辖市，是西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驻地。国家在重庆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基本建设项目，到1957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大城市的第五位。这段发展，大大提高了重庆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的雄厚物质基础。

（4）三线建设时期。1965 年，国家把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部。为此，新建和迁建了200 多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以常规兵器为主的军工产品生产体系，使重庆的工业体系更加配套齐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重庆成为我国常规兵器的生产基地和战略后方基地。

（5）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重庆的经济与社会各方面有了持续、高效的发展。1978 年以来，重庆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以11% 以上的平均速度递增，重庆的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各种功能正在大步加强。

（三）我们的认识

从上述世界城市、我国城市和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因此，我们推动城市的加速发展，也就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

2.重庆城市自近代以来的跳跃式发展的运动轨迹说明，重庆城市只要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城市“起飞”的。

3.世界城市发展证明，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要靠完善的城市群，重庆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其功能的发挥也必须在库区内，甚至在库区周围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的城市群。

4.城市发展的目标单一，其城市产业结构也就单一，城市目标的多元化，就必然导致城市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重庆应该把自己未来发展的目标定在“综合性中心城市”上。

5.中国城市发展的实效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联。建立重庆直辖市就彻底解决了重庆城市发展的行政体制性障碍，这对于推动重庆走向新世纪是至关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