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建设决定及重庆直辖市的设立

1958 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主张“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另一种意见主张“先支流，后干流”。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作调查研究，再向中央提出是否建设三峡工程的报告。毛主席当时讲过，中国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可以考虑从长江调一部分到北方去。南水北调迟早会从三峡调水。所以三峡工程除了防洪、发电和航运的功能外，还有助于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

1983 年，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姚依林^[2]、宋平^[3]同志主持召开了350 多人参加的审查会，原则通过这个报告。1984 年4 月，国务院批准可行性报告。按照这个报告，三峡大坝蓄水位定在150 米，即低坝方案。后来，重庆市委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提出一个中坝方案。他们认为150 米方案不能改善重庆航运条件，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而且重庆常年降雨量较大，长江水位经常到180 米（1981 年最高水位就达到193 米），180 米以下基本没有永久性建筑。所以他们建议把三峡大坝水位提高到180 米。

1985 年1 月19 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了我关于三峡工程及筹备情况的汇报。他说：“三峡工程是一个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他指出，过去建水电站，动员移民搬家，但移民总是越来越穷。现在搞开发性移民，“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所以，1985 年1 月19 日被称为“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1985 年3 月，中央发出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李伯宁任组长。拟筹建的三峡省包括宜昌、万州、涪陵、黔江等4 个地区，万州、涪陵、黔江和重庆一样都是四川的直属地区，因当时的重庆市与三峡水库淹没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没有纳入三峡省的范围。三峡省筹备组第一阶段做了移民试验，也搬迁了部分175 米以下的移民，还试验了400 米以上种柑橘，证明是可行的。三峡省筹备了两年，有些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央也察觉到建三峡省这个体制不行，因为把宜万涪黔4 个“穷哥们”绑在一起，没有大城市带动，移民工作很难开展起来。

1986 年，我和钱正英^[4]、李伯宁等，从十堰经达县、梁平、忠县到万县，对三峡建省问题，沿途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建议，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把移民任务交给川鄂两省负责。后来，中央同意我们的建议，发了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

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设，原水电部主持水电建设的副部长李锐是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同时，支持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也不少，如张光斗^[5]、李鹗鼎^[6]、钱宁^[7]等一批长期从事水电工作的专家都赞成。境外反对的虽然比较多，但美国专门搞水电建设的陆军工程师团（相当于中国的水电工程部队）、美国垦务局表示支持，还提出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国内有些部队的同志担心如遇到战争，三峡工程被破坏，威胁将会很大。以张爱萍^[8]、林一山^[9]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就指出，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地方都很危险，如果是这样，我们任何建设都干不成。小平同志认为，相当长时间内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万一有战争，根据设计方案，三峡水库7 天内就可以把蓄水放掉。基于以上基本分析，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我对建设三峡工程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也认为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

1986 年5 月，中央决定成立协调小组，由我和薄一波^[10]、王任重^[11]、程子华^[12]等4 位同志组成，对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在党内外进行协调。1986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重新组织三峡工程论证工作，进一步扩大论证范围。先成立论证小组，在协调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于是成立了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有400 多位中国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14 个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其中论证最困难的是经济小组，主要是工程资金从哪里出的问题。最后，参加论证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建设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14 个组的组长都在论证报告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国务院也成立了以邹家华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www.xing528.com)

这个时期争论仍然很激烈。陈云同志认为，要搞三峡工程，就不要再搞别的大工程了，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决定了只能搞一个特大型项目，否则会得不偿失。陈云同志思想方法很实在，他说只能搞一个，也等于是同意了。姚依林同志曾经主张低坝方案，因为国内外反对声音很大，才同意这个折中方案的。在这种情况下，姚依林和我最后商量好，三峡工程在“八五”计划5 年内不考虑，制订“九五”计划时再定。这话说得弹性很大，并不是说不搞了。李先念同志临终时还对我交代，三峡工程一定要建成。

江泽民同志1989 年6 月担任总书记之后，问我：“第一次考察，你建议我到哪里?”我说去三峡。同年7 月，他首次考察三峡，并接见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专家、学者，这是对三峡工程的一种支持和鼓舞。1992 年，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已结束了，考虑到第二年全国人大和政府要换届。换届之后，许多人都是新的全国人大常委，那时再讨论通过三峡工程，可能就有新的问题了，所以决定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同志，他是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1982 年他曾经带队到三峡搞过考察。考察后，他认为可以干，找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那时候国家经济实力还不行，所以定不下来。陈慕华副委员长当时也赞成上三峡工程，人大的很多同志赞成。中央也决定上三峡工程，小平同志主持大局，江泽民同志还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通过三峡工程作动员。

在三峡工程论证结束后到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之前，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摸底，看看各省市有什么意见，结果发现大多数省市是赞成的，跟中央一致。但四川省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还相当多，四川内部又分为成都和重庆两边，成都那边反对的人较多，重庆这边赞成的人较多。

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审议的决定前夕，陈慕华副委员长带领部分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到三峡进行考察，回京后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国务院尽早将建设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提出三峡工程项目是可行的。邹家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审查情况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关于开工的时间，视国家财力由国务院决定。人大全体会议最后表决：1767 票赞成，占总数的67.1%，刚过2/3，其余的1/3 大多数是因为不了解三峡工程而投弃权票，真正的反对票只有177 张。万里委员长看到票数达到了要求，就庄严宣布兴建三峡工程议案通过了。

三峡工程议案通过后，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我兼任主任，后来的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也都兼任主任。在三峡建委的指导下，各项准备工作有序地推进。1994 年12 月，我看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经国务院讨论，中央批准，就宣布三峡工程开工。开工当晚，我有感而发，写了《大江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