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会馆在上海的发展及规模扩大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从故乡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的宁波人已有40万人，是当时上海本土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了民国，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百万之众，贸易的范围涉及各行各业，有车夫、挑夫这样的卑微苦力和买办、洋商代理，当然还少不了投资民族工商业的商界精英。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具有强烈的帮扶观念，他们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建立了同乡或同行的互谊组织。

据上海市宁波同乡联谊会出版的资料统计：从“开埠”至1937年，沪地仅宁波商人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创办各业重要工业企业101家，参与投资创办的驰名商号28家，完全可以说是激活了上海的近现代经济。^[3]与此同时，涌现出了严信厚、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周宗良、刘鸿生、孙衡甫、俞佐庭、蒉延芳、方液仙、项松茂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他们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就占近1/4。

现将宁波在上海的主要会馆略叙如下。

（一）上海四明公所

上海四明公所是宁波人在上海创建的第一个同乡同业会馆，位于南市区人民路，清嘉庆二年（1797）始建，嘉庆八年（1803）正式建成并同时成立宁波同乡会。

上海四明公所自创立起，其宗旨便是“建殡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

四明公所将保障旅沪的宁波人最关心的身后事作为建馆的主要目的和事业的核心，特别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里，人们对安土重迁的身后事异常重视的观念。公所初创时劝捐一文钱的善愿，面向的就是广大民众，尤其对贫困、职业“低贱”的同乡更有吸引力，所以四明公所毫无悬念地成为在上海打拼的宁波同乡聚会交流的场所，公所的规模愈发扩大。道光十一年（1831），董事谢绍心、方亨宁、方亨黉、庄锦等发起募捐，重新修缮公所殡舍。此项工程从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开始动工，历时近两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竣工，同时规定将每年的节余用于购买市房土地，或作为存款生息，以养财源。同年，公所又设立赊材局，规定贫穷者可以先领棺木，随时量力交费，公所不会索要补偿，也不会收取利息。至此，公所已粗具规模。

鸦片战争后，到上海经商的宁波人越来越多，各项事业都发展繁盛，四明公所日益壮大、影响更广。道光二十四年（1844），定海人蓝蔚雯出任当时的上海知县，受公所董事托请，将公所地产编入官图，这样可以免除一笔不小的税收，省下的费用公所于第二年又增建后殿，供奉幽冥教主。

咸丰三年（1853），天地会支派之一的小刀会，为反抗清朝统治，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四明公所的位置占据要冲，他们焚毁了四明公所所有的房屋。咸丰五年（1855），公所董事方仁照、方椿、邵炳等募集巨额资金，经过两年的修建经营，不仅恢复旧观，而且规模更大。重建正殿、后殿、土地祠后，还在土地祠两翼设神龛，专门用来安放历代董事的神位，同时还新建了济元堂，专门作为同乡集会的场所、公所日常办事处以及赊材局和会馆工作人员的寓舍。

随着旅居上海的宁波同乡人数增多，四明公所的规模扩大，增设殡舍、义冢已经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推广善举、为同乡服务，四明公所在宁波和上海周围购买了大量土地，用于殡葬事业。光绪八年（1882）首先在宁波甬江北岸购买了土地设置殡舍，称“甬公所”，上海四明公所将各地的灵柩运到宁波的四明公所甬北支所（即我们通常说的“甬北支所”），由宁波四明公所登报通知灵柩家属认领，若超过一年仍无人认领，宁波四明公所将灵柩埋葬在义山。这义山，是光绪十六年（1890）四明公所在慈溪小隐山设置的。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四明公所在上海周围分别建起了殡舍，称东、南、西、北厂：光绪十四年在上海褚家桥建造“西厂”；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上海褚家桥东建立“东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在日晖港重建“南厂”，民国九年（1920）全部改建完毕；原宝山的四明公所即称“北厂”，于民国十年（1921）改建落成。

由于四明公所用于慈善事业的设施完备，管理系统到位，即使经过同治十三年（1874）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次流血冲突以及民国战乱，四明公所也未见衰退迹象，反而发展更盛。如四明医院于民国十一年（1922）建成，浦东分所亦于当年竣工，同时甬公所也陆陆续续有所添建，这些都是宁波人在上海取得相当发展的成果。

四明公所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公所章程修订数次，但其联络桑梓情谊、维护沪上同乡利益、帮助同乡解决困难的宗旨永远不变。

（二）宁波旅沪同乡会

宁波旅沪同乡会和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是宁波人的新型同乡组织。二者成立的时间不同，组织体系和重要功能不同，是一种互补性的存在。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化历程和现代化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包容性等特点。

20世纪初年，上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一方面，清末推行新政，刺激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使民族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上海的工业化吸引了各方移民汇聚于此。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相应的就业、救济、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事宜都需要一种社会力量加以整合，否则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可控的影响，然而四明公所等同乡组织仍然以进行寄柩运棺等善事义举为主，显然不能适应移民社会的整合需求。另外，在19世纪后期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内忧外患的紧张情势，使国人逐渐认识到“合群结社”在社会中的力量和影响。

在此社会氛围的烘托下，新型同乡组织大量涌现，而在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素有注重乡谊、同心团结传统的宁波同乡会率先发声，应时而创新型同乡组织。宣统元年（1909），慈溪人洪宝斋集同乡数十人，在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洪离沪，会务也因此中断。甬人施嵋青深感惋惜，决意重振此组织，奔走于旅沪甬人之间，最终联合钱达之、谢蘅牎、朱葆三、孙梅堂、陈韵泉等人捐资复兴，于宣统二年（1910）四月，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4]

民国元年（1912）二月，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同年四月，迁事务所于九江路7号。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又迁会所于河南路抛球场364号。民国十年（1921），迁入位于西藏路（今西藏中路480号）的新会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创立，标志着旅沪宁波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三）宁商总会

宁商总会由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商帮头面人物于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发起成立，地址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后迁入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是以宁波商人为活动主体的松散性的商人团体。辛亥革命期间，宁商总会还曾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尔后该组织仍长期存在。

（四）北号商浙宁会馆

1.创办缘起

清乾隆、嘉庆时期，宁波商帮异军突起，往关外、山东做贸易的宁波北号商号董萃记联络宁波帮沙船商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上海集资创办天后行宫（后称浙宁会馆），奉祀天后娘娘。地址在上海小南门外（今篾竹路荷花池弄）。咸丰三年（1853）毁于战火。咸丰五年（1855），宁波沙船商（号）董椿记、方振记、李慎记、赵钜康等集资建造后厅，咸丰九年（1859）竣工，定名“浙宁会馆”。

2.建筑特色

光绪七年（1881），方振记等捐资重建大殿戏台看楼，正殿称“正谊堂”。殿前有一荷花池，夏季荷花飘香，观者如云。池旁有一对高1.2丈（1丈≈3.3米）、直径0.25丈的雕花空石柱，上面刻着龙和八仙过海等花纹。传说这两根石柱是一位老艺人花了十多年功夫完成的，在很多建筑构件中都称得上是精致生动的作品。至于砖刻艺术品，就更是此会馆的精华了。东面两侧门洞上面及左右都是砖刻，大小有几十幅，人物活泼传神，工艺繁复别致。(www.xing528.com)

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海运局曾设于此。直至漕运业务归轮船招商局后，会馆渐趋衰落。民国时期，会馆房产大部分成为仓库。会馆的前一大殿和戏楼在1956年9月被焚毁。

（五）浙宁红帮木业公所

1.红帮木业历史悠久

“红帮木匠”是对在上海从事船舶修造业的宁波木工的称呼，最初在虹口庄沅大泰顺里设立鲁班殿，供奉鲁班祖师神像，每年集会一次。咸丰七年（1857），陈庆云、张礼生等人发起集资购进梧州路东余杭路转角土地。同治初年，建立公输子庙，后由曹青章、李大雪主持，捐资重建，立碑作记，列名捐款的浙宁木匠有500余人，同治十三年（1874）修建完成。帮中行规规定每年祀神一次，经常举办公益施材等事，入会者限于宁波府属六县，会员名额维持在600人左右。每人入会费5元，后期入会费陆续递增，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增至54元。

2.红帮木业行规甚严

浙宁红帮木业行规规定：各船厂资深木工可以招收学徒，但只限一名；不许偷盗木材；每日工作8小时；工匠不准经营分包小包业务等。若违反行规，轻则罚购若干台凳炉台锡器，捐公输子庙内公用，或罚付帮内部分失业木工的工资；重则大开庙内正门（一般情况正门不轻易开启）共同集议解决，至少要罚庙内一天5元的全堂香烛费用。另外，曹青章、李大雪等人还发起建立浙宁红帮木业公所，另组资产保管委员会。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公所建筑毁于炮火。

（六）上海北市钱业会馆

上海开埠前，钱庄多集中于县城，早在18世纪初，在城隍庙东园（即内园）就已建立了同业组织钱业公所。开埠后，租界地区工商业日趋繁盛，与原县城相对，被称为北市，钱庄也渐迁北市，形成北市钱庄。

光绪九年（1883），南市钱庄大同行在大东门外施家弄另组南市钱业公所。光绪十五年（1889），北市钱庄经莲珊等发起在北闸路（今福建北路）成立北市钱业会馆。光绪十七年（1891），由金融界巨头、余姚人陈笙郊、谢纶辉等集资12万两，在公共租界铁马路（今河南北路）与文监师路（今塘沽路）转角处，购地建造了颇具规模的会馆新址。内设钱业北市场，与南市场对峙。每日开早、午二市，除钱庄营业外，凡北市钱庄有事均在此集议。在南市公所、北市会馆分立后，城隍庙内园建立了南北市钱业总公所，以统筹南北钱业共同问题。北市钱业公会的活动，直到1922年宁波路上海钱业公会新址落成才告结束。

（七）定海旅沪同乡会

光绪四年（1878），旅沪定海人士在上海创建定海旅沪同乡组织“定海会馆善长公所”。以此为基础，1921年由朱葆三、陈箴堂、丁紫垣等人发起成立旅沪同乡会，朱葆三任会长，钱达三、周金箴等人为副会长，以敦厚乡谊、图谋公益为宗旨。地址在定海会馆。

（八）奉化旅沪同乡会

1925年1月，邬挺生、王儒堂、王才运等人在上海组织筹办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邬挺生，副会长邬志豪、康锡祥，总务科余华龙、王庸方、何廉明、王才运等。会址原在南京路民永里商联会，后迁至河南路，聘请周钧堂任坐办。

1928年4月，奉化旅沪同乡会筹款赈济奉化莼湖灾民。1931年，为兴修鄞奉水利，会同旅沪同乡会及鄞、奉水利协会，电请政府拨发建设公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组织救护队，并设立收容所、医务处，疗治同乡，救济难民达数万人。1924年、1925年、1927年、1930年、1933年、1935年、1937年，相继举行7届征求会员大会。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加入宁波同乡会救护组，救护同乡。1940年，为家乡米荒办理米运甬平粜事宜。

（九）象山旅沪同乡会

1935年10月，刘志山、林美钧等人在上海创办象山旅沪同乡会。1930年3月，经任啸菊、张介眉等人筹划，在南市外马路福美里设临时会所。1939年，姜梅坞、贺凤来等人又谋复兴，遂于1940年5月正式成立，选举姜梅坞为主席委员，并设立执行、监察、基金、常务各委员会，下置会务处，处理日常会务。同年年底迁入劳合路宁波里4号楼办公。1939年，为象山水灾举行“劝募象山水灾赈款大会”，并将募得款额汇交象山水灾救济会。1940年，协助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理家乡米荒救济事宜。

（十）镇海旅沪同乡会

1921年，镇海旅沪人士在上海创办镇海旅沪同乡会，地址在法租界朱葆三路，不久迁至爱多亚路虞洽卿路路口，1937年与刘仲英、金楚相等人创办的镇海旅沪同乡组织合并。1938年迁入劳合路宁波里新会所。会长方椒伯，副会长刘聘三。由于其负责人如方椒伯、蒉延芳、乐耕葆、乌崖琴等多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负责人，许多关于镇海同乡间的公益事业和排难解纷事项，都由宁波同乡会经办，所以该会的会务较为清闲，但也经常协助宁波同乡会办理同乡救济等事务。

（十一）金塘旅沪同乡会

1931年，定海金塘旅沪人士陈舜五、金馥荪等人在上海创建金塘旅沪同乡会，地址在四川路487号。主要事务为维护桑梓、办理公益。曾多次举行会员征集大会。

（十二）宁波三北同乡会

1921年，虞洽卿、黄玉书等人在上海创建三北同乡会。“三北”指宁波镇北、慈北、姚北一带。设会所于上海牯岭路，陈瑶圃为会长，虞洽卿、黄玉书为副会长，陈良玉为总务长。1924年改选陈邦瑞、吴锦堂为名誉会长，虞洽卿为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