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馆与商人会馆、行会、公所
南京大学历史系吕作燮教授阐述了会馆与行会、公所的区别，认为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联，故“将北京的会馆或部分工商会馆与行会等同起来，是缺乏根据的。特别是将会馆与后来的同业公会等同起来，那就近乎荒谬了”[7]。他认为，在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重镇的工商业会馆，多属于地域性行帮组织，而在四川的县、乡、镇出现的会馆则是移民会馆；公所与会馆相比，则显示出行业的特点、商业的特点和联合比较严密的特点。[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研究员认为：会馆肇始于北京的试馆，为在京官吏和同乡赴京应试的士子所用，其中也有少数是由商人集资兴建的；随后，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商人也仿试馆的办法自己建馆，这就是商人会馆。[9]费正清先生指出，明清时期的商人会馆是商人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人士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互相援引，而商人们却缺乏这种关系，于是商人们只能以同乡和同业为纽带来模仿设立这种组织，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保护自身的能力。[10]
清前期商人会馆有较快的发展，清后期则有公所继起，从会馆到公所，反映了清代商人组织的演进。清中叶发展迅速的商人会馆，道光以降便趋于停滞，而另一种商人组织——公所却赶上以至超过了会馆，许多新设的（甚至是老的）不再称会馆而称公所。会馆与公所的消长兴衰，表明了中国的商人组织正经历着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会馆与公所在当时概念并不十分清晰，以至于常作为同义词而相混用，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还是在于籍贯和行业两个方面。第一，会馆主要是商人组织，仅有少数带有手工业性质，如北京早期称会馆的成衣行会馆是慈溪人所建。会馆之所以向公所演变，从分籍贯到不分籍贯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论是当地行商势力发展后成立公所，外来商人也按同行业加入该公所组织，还是外帮商人会馆势力增大后当地商人按同行业加入该会馆组织，都标志着已经突破会馆时期“籍贯商获得利益第一”的思路。第二，公所是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组织，突出了其行业性，而且是某地的某行业的全行业组织。公所打破狭隘的地域概念，不分籍贯，外地、本地，从事同一行业的商人都可以加入同一公所，而不再排斥本地商人，也不再只代表外来商帮的利益。公所原则上以行业命名，或以本行业的字义命名，而以地域命名的公所的行业特点，往往表现在这些公所内的商人实际上是各操一业的，商人的籍贯与行业是相重合的。当然也有例外，如上海的四明公所，这一主要由宁波人发起的上海最大的公所，也并非纯粹的地域组织，内含的会、堂仍具行业性。(www.xing528.com)
（二）会馆与堂、庙、殿、宫、会、行帮等
除了上述概念外，我们对会馆的名称也做一简单分析。纵观会馆的发展，具有会馆类似功能的组织还有很多的称谓，如堂、庙、殿、宫、会、行帮等。如四明公所之下还有按行业分的会、堂：木业有长兴会，肉业有诚仁堂，还有竹业的同新会，内河水轮业的永安会，马车漆业的同议胜会以及钢铁机械业的永生会。
又如在北京的广府商帮仙城会馆，其简章里就写道：“本馆自重修后，初拟改用堂名，不欲用会馆二字，免得与各省公立之会馆相同。”说明广东同业组织有用“堂”命名的习惯，像公胜堂就是旅沪粤帮木业工匠所建的行会组织，广州南海的布行称为纯检堂，唐鞋行称为福履堂和儒履堂，药材业有寿世堂，当铺业有昭信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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