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学术研究当然受到影响,不过西方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传入,对学术界也有不少积极影响。随着报纸、杂志的增多,传统地名学研究成果所发表涉及地名的著作和论文还是不少的,不过作为地名学这一学科而言,仍处于萌芽阶段。
吕式斌的《今县释名》是我国历史上第二部阐释县地名渊源的专著,1931年由北京恒和商行印行。全书以省为纲,以县为目,探讨县名的由来,共收“今县”1927个,阐释了1643个,释名率达到85%,稍低于《郡县释名》(89%)。从30余个类别即因水、因山、方位、物产、地形、气候、数字、对称、形象、词义、颜色、美愿、古国、旧邑、城镇、乡村、亭驿、堡寨、关塞、民族、史迹、避讳、人物、祥瑞、语讹、年号、移民、交通、文义、嘉名、土司、合成等揭示“今县”地名的渊源。例如:释黑龙江漠河县:“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拟设直隶厅,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置县,因漠河水为名。”释新疆尉犁县:“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置新平县,治罗布淖尔,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今名,本汉尉犁国地也。”在书中时有地名的考证和议论,如吕氏议论青海省门
源县名的来历:“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置,浩门水所出,即大通河……按县名应作浩源为是。”显示了他对地名命名的见地。对未释名县名“姑从阙如”,作者毫不回避而且希望“应俟详加考证,再为补缀”。这种补缀工作当然包括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努力。
民国时期,阐释地名渊源的著作还有区域性的地名著作,如:丁锡田《山东县名之溯源》、陈铁卿《河北省县名考源》、贾树模《新疆地名释义》、刘介《广西县名考原述略》等。
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时期有了几本地名辞典的出版,其中以北平研究院刘钧仁所编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励和等人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比较著名。
刘钧仁长期浏览典籍,抄录古今地名,积累了大量资料,自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迄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历时六载完成《中国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出版。该辞典“举凡国内古今地名变迁沿革,道里远近,俱甚详备”①,“郡县而下,凡城、镇、堡、塞,以及其余,无不备录”②,所载地名约计 3万条。按北平中央研究院的出版说明,它有以下特点:
(1)订正古书谬误;(2)详载新设地名;(3)特重边省地名;(4)记载力求详明;(5)搜罗至为宏富;(6)中西地名对照,方便中外人士检索。辞典所总结的地名渊源和命名原则“山南曰阳,河北曰阳,日光之所及也。我国各地命名,因于山川者居半;其他或以人物,或以方向,或以年号,或以休征(吉祥征兆,按:指地名命名寓托人们的吉祥意愿);凡有源流,一一详载,务昭翔实”③,尤其值得注意,因此被称誉为“既可助史学之研究,复可供地名之参考,允称有价值之巨著也”④。然而“是书不详山名、水名”,是该辞典的致命弱点。
以下试举二例,说明《中国地名大辞典》地名解释的内容与特点。
刘公岛[地名]在山东威海卫城北,海中,旧为海军重镇,甲午之役,海军败绩于此,后与威海卫同租于英。
泰安[今地名]在山东省治南百三十七里,春秋齐博邑。汉置博县……宋改奉符。金于县置泰安州。元因之。明省奉符县入州。清升府;兼置泰安县为府治。民国二年二月,裁府留县;三年六月,划属山东济南道。国民政府成立,废道,直属山东省政府。津浦铁路所经。境北泰山,为五岳之首,故名。
[府名]金置州,属山东西路,治奉符。元属中书省,治奉符。明属山东省济南府;省奉符入之。清升府,属山东省,治泰安,今废。
(按:以上词条摘引时均略去了罗马字母的译音)
由此可见,作者对所选地名词条的释文是富有特色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辞典后来由日本学者英哲增订补充,并增加若干附表,至1980年已由日本凌云山房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为书名出版。外国人办中国事,自然问题不少。
几乎与刘钧仁编纂《中国地名大辞典》同时,由陆炜士创议、谢冠生主编的另一部中国地名辞典,中途因故辍置一年之后,由臧励和等人以谢氏主编的前半部分为基础,继续编写,至1931年月,由商务印书馆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书名出版发行。该辞典的编纂自创议发起至出版发行历时近10年之久。全书收录地名约4万条,合计20多万字。所收地名“上起远古,下迄现代,凡吾国地名有为检查所需者,均参考群书调查甄录,于古则详其因革,于今则著其形要,上下纵横,古今悉备”(《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例言》),且以叙述地名沿革和地名方位为主要内容,言简意赅。姑举二例:
容州,唐置铜州,改曰容州,又改曰普宁郡,寻复曰容州,治北流,今广西北流县治。元和中徙治普宁,即今广西容县治。宋曰容州普宁郡,元为容州路,寻复为州。明省普宁入州,(民国)降州为容县。
泗水县,春秋时鲁卞邑,汉置卞县,后魏省。隋改置泗水县。明、清皆属山东兖州府,今属山东济宁道。(www.xing528.com)
早在1934年年初,谭其骧先生即对当时中国的三部地名辞典作了对比性评述,称前者为“研究院本”,后者为“商务本”,认为《中国地名大辞典》比现存我国第一部地名辞典,即清人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较为详备,检索词条亦较方便。然而“以山水名非地名,一概摒弃不录,最为此书缺憾。而又录入莫干山、牯岭,牵强可笑,即以地名而言,其缺漏亦多出人意料之外,如各省区名并不见录,最为怪异,岂以省区为非地名乎”。尽管如此,刘钧仁“以一人之力,费时六载,成此浩瀚巨著,其勤劳洵足令人钦佩”⑤。
同时,谭其骧先生认为,“商务本”“自经始至出版,历时十载,参与编辑者先后八人,故其成就实远在‘研究院本’之上”。“所录地名约计近四万条,较‘研究院本’多万余条。不入‘研究院本’之山名、水名,此本一并搜录,相形之下,最见优长。编排之字划以多寡为先后,亦甚便利”。“姑无论山水名,即以地方名而论,此本所录,亦较‘研究院本’为多”。可能因为这种缘故,60余年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直是一本有价值、受欢迎的地名工具书。但另一方面,谭其骧也指出了“商务本”的一些不应该有的脱漏,认为“单就地名大辞典应有规模而论,则此书未臻完善之处犹甚多”⑥。
1924年,葛绥成等人根据当时的需要,编纂了《中外地名辞典》,至1940年,重新修订为收录中外地名达2.万个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中、外地名之比为3∶2。该书“论内容,就纵的方面言,自以现代为主,唯为便利读者了解近代沿革计,本国地名自元、明、清以来之州、府到县等,以及外国历史上之重要地名,亦均加叙录;就横的方面言,大而洲名国名,小而市镇关隘、盐场之名”。(《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源起》)为查阅方便,附有“西中地名对照索引”。1927年,“地名学”作为学科名词首次在由编辑主任黄士复、江铁主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出现。1930年,冯承钧编纂了《西域地名》辞书,收录710条西域地名,内容旁征博引,是西域历史地理辞书,也是冯氏长期研究地名的成果。这些辞书阐释了所收地名的用字、读音、沿革、变迁、方位、同名异地和一地多名等内容,推动了传统地名的研究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受到西方近代地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开始以近代地名学方法进行地名研究,发表了有关地名学的论著和地名研究文章数百篇,成为我国地名研究的重要时期。
首先是地名考证,包括甲骨文、金文地名及中外地名考证。在甲骨文中辨识出的1100个地名中,王国维首开地名研究,有《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别集》卷一)问世。随后,有一系列甲骨文、金文地名研究成果发表,主要有:余水梁《金文地名考》、谢彦华《金文地名表》、张希周《两周金文中古地名辑录》、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检》、柯昌济《殷金文卜辞所见国名考》、胡厚宣《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吴泽《甲骨地名与殷代地理新考》等。除此之外,《禹贡》半月刊也有一批古代地名考据的研究,即岑仲勉、冯承钧、钱穆对中外古代地名的考证研究,徐松石对地名结构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倒装地名及其分布的深入研究,均成绩卓著。
其次是地名学理论的研究。如葛绥成发表了《地名之研究》(《地学季刊》1935年第9卷第1期),金祖孟发表了《地名通论》和《地名学概说》[《新中华(复刊)》1945年第3卷第4—5期],是我国最早以近代科学眼光来论述地名学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标志着我国近代地名学的兴起。
1933年,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申报馆出版),这是1949年之前记录地名最多的一部中国地图集,图的索引即达162页,这本地图集也是当时流行的许多图册的共同蓝本。清末民初人杨守敬所编制的《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图》则是包括众多历史地名的重要图集,清末已经完稿,民国时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所载历史地名之多与考订之精确当然远在杨图之上。
《中华民国新地图》及由此衍生出的 《中国分省新图》
我国是一个地名众多的大国,地名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地名工作者一定能够发扬兢兢业业的精神,把工作不断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服务,为增进国内外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
①《中国地名大辞典》李煜瀛序。
②《中国地名大辞典》翁文灏序。
③《中国地名大辞典》札记。
④《中国地名大辞典》李煜瀛序。
⑤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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