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9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获得成功。起义的胜利，震动全国，短短的20天内，即有10多个省宣布独立。1911年12月初，17省的代表在南京开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的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并以这一年为民国元年。后来，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世凯死后，由北洋军阀继续进行统治。
这一时期既称民国，当然在政区方面也相应地有所改变。所以和清代相比，二者颇多不同。
1．首都北京废去了顺天府名称，依汉、唐古制改称京兆，其范围又略有改变。如南部划出文安、大城二县，东部划出宁河县，使京兆深处内地，并不滨海。北部划入长城外的今兴隆县的大片地方，改变了北部边界的凹凸形状。
2．地方政区进行简化，废除府、州、厅等名称，实行省、县二级制。以江苏为例，过去省下划分为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八府，通州、海州、太仓三直隶州与海门直隶厅。现在一律改县，县名采用原来的州、县或附郭县名。采用附郭县名时，其附郭县有两个或三个的，仅保留一个。例如松江府改称松江县时，废去其附郭的娄、华亭二县，所属川沙厅也改为属省的川沙县。又如苏州府有附郭县三个，即吴、长洲与元和，改县时采用吴县，废去苏州、元和与长洲等名称。又如徐州府附郭县为铜山，改县后即用铜山作为县名。海州直隶州无附郭县，则用古名，称为东海县。
3．省、县之间增设道。省、县二级制固然减少了政区层次，但统治者又感到省大、人众、县多，难以治理，县数在100以上的即有四川、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所以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又在省、县之间加上道级，少者一省分为三四道，多者五六道，道的长官称尹。这样地方区划就改二级制为三级制了。以四川为例，全省分为五道，即西川道（道尹驻成都，下同）、东川道（巴县，即今重庆）、建昌道（雅安）、永宁道（泸县，今泸州市）、嘉陵道（阆中）。又如湖北省分为江汉（武昌）、襄阳（襄阳）、荆宜（宜昌）、施鹤（恩施）等四道。道的设立，造成了八处县与道重名的问题，需要改名。
4．在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了四个特别区域，即绥远、热河、察哈尔与川边四处。其治所分别为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承德（今承德市）、张北（今张家口市长城北，与今张北县不是一地）与康定。除川边分设边东、西二道外，其他皆一区域设一道。其中察哈尔区称兴和道，热、绥二区域道名与区名相同。
5．选定一些居民点作为准备设县的县城所在地，在此设立的办公机构叫设治局。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在清代已有萌芽。例如《清史稿·地理志》所载拟设宝清、勃利二州。到民国时期，因废去州级名称，所以即在当时的吉林省设置了宝清、勃利二县（今皆在黑龙江省）。又如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试办呼玛设治局，宣统三年设武兴设治局（今分别为呼玛县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到了民国时期，设治局大为增加，在黑龙江省境内即有10多处，其中设立不久即改县的有泰来、望奎、肇东、通北、萝北、林甸、漠河等；新增的设治局有铁骊（今铁力）、景星镇（今龙江县境内）、绥东（今绥滨境）、布西（今嫩江西南内蒙古境内）等。
6．民国时期在推进我国地名规范化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调整国内重名地名、更改一部分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
汉唐以来，就不断出现异地同名即重名现象：西汉54组、东汉11组、唐代66组、宋代30组、元代25组、明代38组，清代最多达67组。（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存稿》、洪迈《容斋五笔》、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华林甫《论唐代地名学成就》）这些现象不符合地名规范化的要求，不便于社会经济生活，容易造成混乱。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国早在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就曾改地名“不稳及重名”者达110处。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地名规范化工作，距今已1270余年。清代中期，为区别60余组重名县名，政府曾采用县印冠以省名的办法。
民国初，随着清代府、州、厅等行政建制的废止，县建置增多，进一步增加了原本即存在的县名重名的现象，使重名县达133个。例如，当时仅宁远县即多达五个，分布于绥远（今山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奉天（今辽宁）、湖南、甘肃、新疆等五个省区。为了改革这种不便于地名管理、不利于国家社会生活及文化交往的混乱状况，民国初年，根据《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的规定，开始改动了一批县级重名地名，若包括与省、市、道、镇重复的地名共达149个。
经过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较大规模地整理重名县名，“中国就不再有重复的县名”，“省名、县名也不再有相同的情形，在名义上，我们的省、县名称，总算已经做到‘一地一名’的地步”。①在中国地名学史上，汉、唐、宋、元、明、清长期困扰的同名地名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7．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朝代更替、人事变动、民族迁徙等各种原因，自古以来我国地名命名及其沿革变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形成了一地多名。以北京为例，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就出现了大量的历史地名，包括各个时期的正名和一些别名。正名：蓟、燕、广阳、广有、伐戎、幽州、涿郡、范阳、幽都、蓟北、南京、燕京、永安、析津、宛平、燕山府、圣都与中都、大兴、大都、汗八里、北平、北京、顺天府、行在、京师、京兆，这些都应该是北京地方的正名。此外，还有许多别名，如：(www.xing528.com)
①由蓟而衍生的地名：如蓟门、蓟丘、蓟苑、蓟城。
②由燕而派生的地名：如燕台、燕城、燕都、燕市等。
③沿用旧时都城称呼的地名：如长安、春明、日下等。
④与京有关的地名：如京华、京城、京邑、京国等。
⑤与都有关的地名：如都门、都城、都下、北都以及
⑥因封建皇帝居处而命名的地名：如帝里、帝城、帝
⑦与上类似而假借天神名义的地名：例如天都、天京、天咫、玉京以及神京等。
上述这些名称，大都见于古人诗文，毋庸注明来源并加以诠释。还应指出，这些名称还未包括曾是正式名称以后又转化为代称或别称的，累计起来，已经达到30多个。
西安历史地名如下：沣京（周）－镐京（周）－长安（汉）－常安（新、南北朝）－大兴（隋）－长安（唐、后梁、后唐）－长安（宋，又称“永兴军”）－奉元（元）－西安（明）－西安（中华民国）－西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行政区划名：中州、内史、京兆、大安等名称。此外，还有历代的附郭县名，杜县、栎阳、新丰、常安、万年、异赤、长安、大兴、乾封、明堂、咸宁、大年、大安、樊川。
不管就正式名称而言，抑或就一些别称而言，京城过去的历史地名之多在地方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名称的变化频率很高，随着时间的演进与王朝的更替，简直像走马灯样，不断改变它的名称，并且借用形象化的比喻，它的变动幅度也很大，像北京不仅有中都和大都这样的等级差别，而且还有180度的大转变，居然能够由南京后来又转称北京，这样大相径庭的名称变化，也是罕见的。
① 金祖孟：《地名转译问题》，《新中华》（复刊），1945年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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