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研究成果及清代图书简介

清代初期顾炎武编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也完成了《读史方舆纪要》。“二顾”的作品是我国古籍中的两大舆地名著，其中都包括大量的地名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内容涉及农田、水利、盐务、矿产、交通以及兵防等各个方面，是这些方面的资料汇编，也反映出他自己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一些看法。书中还有不少重点地区的附图。书中所载地名之多可想而知，有的地名还作了重点考证。书中对海外地名的叙述有一些讹误，如说佛朗机国在爪哇南，“苏门答腊国古大食也”等。《日知录》是顾炎武的又一重要著作，涉及较多地名学内容，在地名通名、异地同名（重名）、方位地名、地名辨误、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地名定位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例如：

总结“史书郡县同名”规律说：“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解释四川地名渊源：“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总结地名通名“里”“图”的来源，《日知录·图》：“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附《方舆全图总说》5卷，约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更被认为是一部地名沿革的名著。康熙初年，虽然内地划分为18省，但顾氏以明代遗民自居，该书的主体部分仍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样，按明代1省分别叙述，前面的历代州域形势介绍各个朝代的境域范围和政区划分。书中所记地名达3万个，较《天下郡国利病书》为多，对绝大多数地名的方位、演变、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了详细记述，对相当数量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对有些地名中的通名，也作了解释，例如对长城附近的地名解说曰：“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屯军曰营，列守曰砦。”又如解释“淀”字地名说：“淀读曰殿，浅水为淀也。”类似这样的解释，还可举出一些。他又说：“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绝异，地名本异，而道里正同，千里毫厘，未尝敢忽也。”可见其对地名工作的重视。当然书中也难免有些小的讹误，例如把北魏时的桥山说成是西汉时的桥山，就是其中的一例。“二顾”都是明代遗民，所记内容也都止于明代。两书中都包括丰富的地名资料，列入地名要籍也是合适的。

继“二顾”之后，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地方志书纂修的盛行，推动了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及相关研究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地名研究意义的著作，形成了我国古代地名研究的新高潮。这一阶段关于地名研究的代表著作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徐善《春秋地名考略》，胡渭《禹贡锥指》，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等。

由于清代中期多次对西北地区用兵，所以边疆地理的研究也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有关的作品，例如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蒙古五十一旗考》，英廉等编纂的《皇舆西域图志》，祁韵士的《西陲释地》《西陲要略》《藩部要略》，徐松的《新疆事略》《西域水道记》等一些包括众多边疆地名的书籍。

清代初期也出现了利用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测量技术编制的地图。这些地图都深藏宫内，难以见到，后来才略有外传。到同治年间，由胡林翼、严树森等主持编制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是流传较广的一部地图集。图中记载地名甚多，并在跋语中对一些边境及域外地区的一些通名作了解释。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我国一部重要的地名辞典，即李兆洛等编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此书编纂历时达16年，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完成。谭其骧先生认为“此空前之创著，与读史者以一大便利”。不过他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如所收地名仅限于正史地志所载，又仅限于郡、县、镇、堡名称，未包括其他地名与山、川、陵、谷等名称，在建置沿革方面也有一些讹误，并且“是以韵为编，于检寻上亦非便善之法也”①。所以这本首创性的地名辞典未能得到广泛的流传。此外，清人所编的《历代地理沿革表》（陈芳绩）、《历代沿革表》、《历代疆域表》（段长基）与《历代舆地沿革表》（龙学泰）等，虽然其中也有不少讹误，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史·地理志》《大清一统志》，各种地方志书、游记、考释等也含有大量地名记录和地名研究内容。按《钦定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内地十八省共辖有183府、65直隶州、145散州、22直隶厅、7散厅、1290县，共计政区地名1712个。如此众多的政区地名为新时期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秦汉以来的政区地名在不断增加，但仍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古代政区地名，时间长达2000余年。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把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乾隆时傅恒等编撰了西北地区地名语源辞典《西域同文志》，它以满、汉、蒙、托忒②、藏、维六种文字相对照记述了天山南北及甘、青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及人名，而以汉字解说地名的语义。例如：

巴尔库勒：回语，巴尔，有也；库勒，池也。城北有池，故名。转音为巴里坤。

这一地名释例不仅说明了巴里坤的地名语源，而且也说明了它的语义，从而启发人们理解过去在民族杂居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地名因写法不同竟分为几地”的问题。显然这是一项地名规范化的工作，对加强民族交往、和睦民族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于清代地名研究的论文可以查阅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8、9、12期和第4卷第3、5、11、12期的《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另外，华林甫根据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统计了341篇地名考据的论文③，包括地名含义、地名沿革、地名渊源、地名方位、地名用字、地名读音考证，成果丰硕，值得阅读。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地名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积累了宝贵资料，但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主要侧重在地名的记录、地名渊源的解释、地名沿革变化的研究以及对某些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和地名的规范化探讨等方面，而缺乏对地名问题的系统与综合性研究，故未能形成独立的地名学学科。这是我国古代地名研究长期附属于历史学、语言学和舆地学的结果。

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开始介绍与翻译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包括西方地名研究的成果与著作，对中国传统地名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掠夺我国神圣领土的罪恶行径，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热忱及对祖国地理沿革和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尤其对东北、西北和西南广大边远地区疆域沿革及地名渊源与地名沿革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加强。一大批胸怀报效祖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志向的爱国学者，或查阅典籍，披览历史文献，考察故实；或踊跃深入人烟稀少的万里边疆，考察访问，了解边地风土民情，搜集第一手资料，撰著了数以百计的边疆地理和地名研究的专著，形成了以“图志”“图说”形式研究边疆地名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全国性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及《历代舆地图》为代表；而边远地区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东北边防纪要》，丁谦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为代表。王锡祺以20余年时间编制完成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清代地理著作1400余种，在更广阔的区域背景上展示了地理和地名研究的成果。这些集大成的舆地著作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地理沿革和地名沿革研究至清末民初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应有贡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① 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托忒：又译作 “陶德”，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使用的蒙古文，是17世纪时根据卫拉特 （又作厄鲁特或额鲁特）方言特点，对原蒙古文稍加改变而成的文字。

③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