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地名要籍及地名研究

隋唐时期，随着地理学的发展，地名研究亦相应地深入与提高了。当时除《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外，还出现了不少记录着大量地名的全国总地志、地方图经志书和地图。可惜受那时印刷条件的限制，保存下来的为数甚少。其中隋代有郎茂撰100卷的《隋州郡图经》和崔赜［ｚé责］等撰1200卷的隋《区宇图志》。很可惜，两书均已散佚。据《汉唐地理书钞》辑录，两书均含有对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说明。如前书解释雁门县枣户城和金陵古冶城说：

雁门县有枣户城，初筑此城，以地多枣树为名；金陵有古冶城，本吴铸冶地也。

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也是全国性总地志。《括地志》由唐初魏王李泰编纂，共555卷，成书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可惜仅存辑本。《元和郡县图志》由中唐宰相李吉甫撰，共42卷（含目录两卷），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因该书除志文外，附有不少地图，故称作图志，在流传过程中地图佚失（志文亦佚数卷），故后世学者称其为《元和郡县志》。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武英殿聚珍版

从这两部著作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舆地书的内容来看，唐代地名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名解释的数量增加。《汉书·地理志》共收录地名4500多个，从不同角度作解释，包括地名渊源解释的共778个，只占21．7％；而《括地志》（辑本）收录地名2240多个，从词义、因山、因水、史迹、方位、人物、形象、物产、祥瑞等不同方面作解释的达100％；《元和郡县志》（残本）收录地名4371个，从不同方面作解释的地名占95％以上。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地名语源和语义解释的增加。

2．地名解释内容扩展。作为全国性地志，两书对地名的解释，取材丰富，均兼具地名学与地志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单就地名学方面来说，从《汉书·地理志》到《元和郡县志》，在地名解释上，由不录地名的别名到记录别名，这当然是地名研究的一个进步，也是地名解释内容的扩展。如《括地志》指出：定州恒阳县，“北岳有五别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三曰华阳台，四曰紫台，五曰太一宫”，完善了地名别名的概念，丰富了地名学的内容。

3．地名渊源的记录更多，总结更科学。在归纳和总结地名渊源的类别方面，《汉书·地理志》仅有7类，《水经注》24类，《元和郡县志》亦达到24类。如《元和郡县志》释咸阳：

山南曰阳，水北曰阳，县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

《括地志》释绛县乾河：

其水冬干夏流，故曰乾河。

咸阳与乾河两地名均具有语源和语义的双重渊源。

4．地名读音和书写的规范化。地名读音与书写的规范化，是两书对《水经注》的深入与发展。如地名的读音，汉代征县，“后人误为澄县”。《元和郡县志》指出，“韦昭云，‘征，音惩’，征、澄同声”。又汉代有略畔道，唐置乐蟠县，《元和郡县志》则指出，“按略畔、乐蟠，皆指此城，方言讹舛，故不同耳”。关于地名的书写，唐置围川县，“取今县南沣川水为名”，《元和郡县志》则进一步指出“围”字来源，“，近代讹作围”。《括地志》指出，“雍州南［ｈù户］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这种古今地名之不同也是地名书写讹误的结果。指出地名因读音与书写不同，容易造成地名的混乱，这本身就是地名读音和书写的规范化工作。(www.xing528.com)

5．地名的考辨与地名命名原则的归纳。对地名的考辨是地名研究的重要内容，始于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考证“长安”得名：“按史传所载长安之名旧矣。又卢绾封之初，项羽未灭，盖长安得名，非始于汉，但未详所在耳。及高祖入关，乃取长安以名县也。司马迁云：‘长安，故咸阳县。’据当时之名，因终说其事，非封卢绾之日改咸阳为长安矣。又按《史记》，赵亦有长安君，未详赵取嘉名，将更有长安地名也。”（《长安志·长安县引》）此乃地名考辨的佳例。《元和郡县图志》考据“济水”：“源出赞皇山，西北流，去县南十里。此自别是一济水，应劭以为四渎，误也。”李吉甫指出，源出赞皇县的济水，并非四渎之一，是正确的。江河淮济四渎之一的济水，真正发源于济源王屋山。

在地名命名原则方面，两书又做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如《元和郡县图志》归纳了因山、因水、因城、因事、因嘉名、因年号、因语源等方面。例如取嘉名，《元和郡县图志·乌水》云：“初，统万城成，（赫连）勃勃下书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嘉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宜立“统万”为名。’”统万城虽成废墟，但至今影响很大。嘉名是中国地名命名的原则之一，其蕴含祥瑞、祈愿美好之意。早在汉代，“里名以嘉名为多，这是中国地名的特点，因而如万岁、万年、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里名便为许多县所共有”。①总之，自古以来，地名中的嘉名不绝于史籍和社会用语中。年号地名，最早始于东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后东吴、南朝齐、北魏，均有以年号命名地名的情况。至唐代有13个年号被14次用于14个府县（包括军）地名。例如，《元和郡县图志·道州》载大历县，“本汉营道县地。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观察使韦之晋奏析延唐县。于州东置，因年号为名”。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

在失传的书中，有些重要内容常被其他书所引用而被保存下来。有人将这些引文再搜集排比成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叫作辑佚工作。例如清人王谟所辑的《隋州郡图经》、孙星衍所辑的《括地志》都是佳本。我们今天赞美宁夏的银川平原为“塞上江南”，以为这是近代的事，可是根据《隋州郡图经》的记载，北周和江南的陈国大战于徐州，俘虏南兵10多万，将一部分江南的官兵安置在灵州（今灵武）一带屯垦，故出现“塞上江南”的提法。《隋州郡图经》之所以对“塞上江南”做出这样的解释，可能早在隋前银川平原就已经有了这一雅称。

隋、唐两代的《隋州郡图经》、《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这三部巨著有可能都是当时包括地名最多的书，都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地名的了解，当然其中讹误也是难免的。《元和郡县图志》既说楚将钟离繻是朐县（在今连云港市）人，又将其家乡伊庐说成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的古中庐县。像这样失于考核的错误还是有一些的。李吉甫身居政府要职，学术活动难免要依靠一些助手，资料来源不一，其中讹误也是难免的。他还著有《古今地名》三卷，可惜早已失传。

除此之外，盛唐时期政府开始注意地名的整理（地名部分标准化）工作，包括更改重名县名、不稳县名、文相类声相近的地名用字：（1）解决文相类声相近的地名用字。《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二月丙子，改豳州为州、?州为莫州、梁州为褒州、沅州为巫州、舞州为鹤州、泉州为福州，以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事实上，这段文字被《唐会要》作为诏书记载下来，说明政府也确实着手解决地名用字“文相类声相近”的问题了。（2）更改重名、不稳定地名。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唐朝政府还曾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改重名和不稳县名110处。根据华林甫查核研究，检出明确记载天宝元年更改的重名和不稳县名共92处（重名48处，不稳县名44处），尚有应改而未改的县名18处。恰好是110处。②（3）更改避讳地名。地名避讳始于隋代，隋文帝之父杨忠祖孙三代共改动避讳地名48个。唐代自高祖李渊五世祖李熙共改动避讳地名54个。隋、唐两代共改动避讳地名102个。③事实上，避讳地名的改动本身对于社会没有太大实质性的意义，应该唾弃。总之，我国唐代地名研究的内容及涉及的领域较过去明显扩展了。

在用地图反映地名历史变化方面，唐代学者贾耽首创了“古墨今朱”、双色注记的制图技术，为编制历史地图，准确地反映行政区划变动和地名沿革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贾耽就是利用这一技术绘制了著名历史地图《海内华夷图》。“古墨今朱”的双色注记地名及相关制图技术长期为后世学者继承和运用。直到今天，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还是运用了唐代贾耽创造的这一制图技术。

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是记载域外地名的一部要籍。他在印度求法17年，曾在当时佛学中心那烂陀寺学习，该寺地处今巴特那东南90公里。回国前他曾经在一次有18个国王、6000多僧众参加的辩论大会上作中心发言，竟无一人敢置异辞，可见其对佛学研究的渊博精深。他的足迹遍于五印度，归程中取道陆路，返回长安。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他所述国家就有137个（其中也包括一些目前在我国境内或属于唐代陇西道管辖的地方），其下属地名当然为数众多。有关地名渊源的释例，举例如下：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葱岭，“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敦煌地理文书约有40种，如《贞元十道录》、《沙州都督府图经》、《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沙州地志》、敦煌博物馆8号文书等都记录了一定数量的地名，少则数十个，多达近千个，具有丰富的地名内容和地名学价值。尤其是西北地区图经志书，更是地名学史上的宝贵著作，值得深入研究。

记录海上地名较重要的当推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附载于宋人所编的《新唐书·地理志》中，包括山、石、国、洲、河、海、城等名称，是探索这一带地名的重要资料。

① 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载 《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华林甫：《中国历史上的地名避讳》，《地理知识》，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