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研究，《水经注》地名渊源解释成果达两万处

这一时期的地名记载与研究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值得称道的有：

1．西晋时裴秀所编制的《禹贡地域图》。裴秀总结了地图绘制的工作经验，提出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编制了《禹贡地域图》。《晋书》记载地图内容时说：“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ｘíｂēｉ习杯］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ｚōｕ邹］，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晋书·裴秀传》）这可以说是包括许多古今地名的一本历史地图集。此外他还根据旧天下大图缩绘成比例尺约1∶1500000的“地形方丈图”，使“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也”（虞世南《北堂书钞》）。这幅图所依据的旧天下大图也有可能是裴秀所得蜀、吴等地的地图拼凑而成，据说是用缣80匹绘成，其图幅之大及所记地名之多，应该说是空前的。可惜这些图都未保存下来。裴秀担任朝廷要职，政务极忙，这些工作可能具体由他的助手京相王番［ｆáｎ凡］承担。京相作为裴秀的门客，与裴秀“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土地》”。（《水经注·谷水注》）《水经注·伊水注》也说“京相著《春秋土地名》”。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诸正史中，均提及京相《春秋土地名》三卷。他除编制地图外，还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名辞典《春秋地名》（或《春秋土地名》），该书对春秋地名的渊源作了不少客观解释，简明扼要，惜已失传，但仍可以从《春秋释例》及《水经注》等著述中窥其概貌。如《水经注》引录的郑地，庄公十四年“大陵”，“颍川临颍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淄水又迳梁父县故城南，县北有梁父山……王者封泰山、禅梁父，故县取名焉”；“《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百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华泉，地名，即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均为典型释例。从清人王谟辑录、收入其所编《汉唐地理书钞》中的九十余条佚文来看，其释地具有释方位、里距及地名渊源的特点。

2．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北魏时人。他父祖辈都在朝中担任要职，他曾随魏帝北巡，利用从政机会，得以“访渎搜渠”（调查大小河流的意思）。因为他办事公正，不畏权势，遭到权贵们的忌恨，后来被派往不安定的地区工作，途中不幸遇害。郦道元热爱大自然，赞赏前人所说：

“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所以他决心补充前人桑钦所著《水经》的不足，因而撰写出他的不朽作品《水经注》。这本书不仅包括北魏范围内的大小水系，并且叙述了南朝境域内的一些河流，远到今天的海南省，记述水道达2596条①，以水道为纲，记述了各流域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考川定土”，从中也反映出他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水经注》全书记录的地名达两万个左右，对其中的2400处作了渊源解释，所以说《水经注》成为当时地名渊源与地名沿革研究集大成之作。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按渊源性质，将这2400处地名归纳划分为24类：人物地名、史迹地名、故国地名、部族地名、方言地名、动物地名、植物地名、矿物地名、地形地名、土壤地名、天候地名、色泽地名、音响地名、方位地名、阴阳地名、形象地名、比喻地名、相关地名、对称地名、数字地名、词义地名、复合地名、神话地名、传讹地名等②。由此可见，《水经注》对地名渊源的研究是相当深入具体的。就《水经注》的地名渊源研究内容来看，除郡县地名外，还涉及山川湖泽、井泉陂塘、津渡桥梁、关塞道路、宫殿楼阁、寺观陵墓、城邑乡镇、亭里村墟地名。

地名研究除追溯地名来源外，还要进一步了解地名在历史上的变迁和发展，做地名的动态研究。这类研究在《水经注》中也有涉及，只是与地名渊源解释相对显得薄弱。如《水经注·渭水》记华阴县：

《春秋》之阴晋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王莽之华坛也。

华阴县自春秋至西汉末年500余年间的地名沿革变化，一目了然。

同时，郦道元还总结出了“因山以表名”，“借水以取名”；“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以物象受名”“以物色受名”等地名命名原则，探讨了地名的读音及书写等问题。

3．其他有关地名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地理志、州郡志，如《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记载了大量地名，同样也涉及了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和地名沿革的说明。汉代之后，解释地名渊源之风顿开。如曹魏如淳、孟康、张宴及三国吴韦昭均对《汉书·地理志》的某些地名作了解释。如孟康释汝南郡新息：“故息国，其后徙东，故加新云”，释吴房：“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为堂谷奚［ｘī溪］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堂谷奚亭是”，从而指出了因人事迁移使地名沿革变化的情况。张宴释魏郡邯会：“漳水之别，自城西南与邯山之水会，今城旁犹有沟渠在也。”韦昭注《汉书·高帝纪上》“章邯斩山川守李由”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韦昭注《越语上》“三江环之”曰：“三江，吴江、钱塘江、浦阳江。”

此外，举凡解释地名渊源及沿革变化的舆地著作也日渐增多起来，如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张华《博物地名记》、佚名《太康地记》及王隐的《晋地道记》、袁山松的《汉郡国志》、乐资的《九州要记》、张勃的《吴录地理志》。这些著作虽多已亡佚，但从后世著作的征引中亦可略见这些著作对地名解释的情况。如《艺文类聚》引《晋地道记》说：“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太平御览》引《晋地道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徐州取徐丘为名”等。当时的舆地著作仅常璩［ｑú渠］的《华阳国志》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杜预在平东吴战争中任镇南大将军，战功卓著，被封为当阳县侯。“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释》，又参照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一家之学，比老乃成。”（《晋书·杜预传》）在后半生，他精研《左传》，同时修成《春秋释例》十五卷，惜失佚。《永乐大典》尚存释例三十篇，清四库馆臣从中辑出，厘定为四十七篇，仍分为十五卷，其中卷五、卷六、卷七为土地名，是地名学内容，分为一般、经传、诸侯、四夷、山、水六类。删除重复，尚有一千二百余个。杜预经过研究认为“天有列宿之号，地有山川之名，尚矣”，“自有书契以来，历代七百余年，数千其名号处所因缘改变，加以四方之语音，声有楚夏，文字有异同，或一地而二名，或二地而一名，或他国之人错得他国田、邑、县以为己属，既难综练，且多谬误疑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春秋释例》），解决了地名中“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问题。

《太康地记》一书虽然未著撰人，但影响较大，据《初学记》注引《太康地记》，西晋领有司、冀、兖、豫、荆、扬、徐、青、幽、并、雍、凉、梁、益、交、广十六州。在这十六州中，有扬、徐、青、幽、并、雍、梁、交八州解释了地名渊源。如扬州“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也，故以为名焉”；雍州“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阏，故取名焉”；并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恒山为名，而言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雍、并二州的释名当为《太康地记》的创建。

东晋初，地理学家郭璞注释《尔雅》、《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研究地名渊源，均有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并认为是地名命名的空间差异和时间变化使地名研究变得异常困难：(www.xing528.com)

凡山川或有同名而异实，或同实而异名，或一实而数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历代久远，古今变异，语有楚夏，名号不同，未得详也。

因他注《释地》《释山》《释水》《释丘》，用功甚勤，故颇多真知灼见。其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他所注释的《尔雅·释山》和《尔雅·释水》中。如：

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

覆鬲甫［ｆǔ釜］，水中可居住而有状如覆釜；

峄，言（山）络绎相联属。

《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郭注：“在衡阳湘南县南。今在庐江潜县西即天柱山，潜水所出也。汉武帝以衡山辽旷，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得名，非从近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汉武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从而道出了五岳中衡岳制度的原委。

《华阳国志》初称《华阳国记》，十二卷，前四卷记述蜀地地理，中五卷记述蜀地历史，后三卷记述蜀中人物及《序志》。叙事其自远古，止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三）》评价说：该书“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其中前四卷更是全书的精华，记述了当时梁、益、宁州的郡县沿革、治所、山川形势、交通物产等。在这里作者从以水为名，以山为名，以人物为名，以方位为名，以故国乡邑为名，以物产、仓厂、民族为名，解释地名来源达三十多处。例如，卷三《蜀志》广汉郡五城县：“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蜀人受益水利工程，“于是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总结了西南地区水道纵横、水利设施众多、桥名与里名相借用的命名规律。史载，秦王嬴政亲政，杀掉权臣吕不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三国志·吕凯传》）卷四《南中志》记述：汉武帝时，南越国相吕嘉谋反被杀，因“置辒唐、不韦二县，徙南岳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在《序志》中，常璩云：《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强调了地名变迁和地名研究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地理著作如北魏阚马因［ｋàｎｙīｎ看因］的《十三州志》、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宋齐间刘澄之的《宋永初山川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也含有对地名渊源的解释。

关于域外地名的记述，则以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内容较多。他从陆路取道今巴基斯坦等地进入印度，巡访佛迹，记下许多重要地名，后由海道自今孟加拉湾，绕道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返回祖国。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区变化复杂，社会更重视地名的变迁和地名的研究，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地名学者和地名成果，特别在地名渊源解释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①赵永复：《〈水经注〉究竟记述了多少条水》，《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11月。

②陈桥驿： 《论地名学及其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