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朱敦儒《好事近》词云：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幽深，静谧，空灵，朦胧，是窈窈冥冥的哲理诗境。在我看来，它更象是归隐者心中理想的生存环境。
中国是一个盛产隐君子的国度，先秦时期就有不少，象什么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老莱子、石门晨门、楚狂接舆等等都是。他们大抵都是现实政治的反对者，对社会的复兴已经无望，于是或遁迹于山林，或隐匿于市井，一方面以此表示对现实政治的抗议，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人格的伟大和品德的高尚。
历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隐君子大概非老子莫属。民间口碑流传的老子形象是：一位白发老叟，无精打采地骑着瘦骨嶙峋的青牛，西出函谷关，最后消失在茫茫荒原的深处。这与鲁迅先生在《出关》中所作的描写大致相同：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去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看来老子的归隐之地没有水天一色，上下新月，而是一个苍茫悲凉的世界。骑牛归隐的老子形象在古代和近代，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作为智者和隐者，这个形象已为传统的文化心理所包蕴。
这是文学的老子。然则宗教的老子又当如何呢？是不是在出关以后也不知所之，令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呢？
专制残暴的古代中国，不允许臣民有独立的意志，手握杀伐大权的帝王将相们最根本的职责就是镇压一切异端。但是对于宗教，统治者们却表现出异常的宽容大度，只要宗教徒的敬神布道事业不危及正统意识形态的存在，不在赋税收入上给天子的政府带来更多的麻烦，宗教徒眼中的帝王就将永远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形象。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有关宗教之间的“民主”争论的资料，要比基督教国家多得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
“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
这是说老子出关后辗转到了印度，煞费苦心地向“夷狄”做了十分出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且网罗了众多弟子，连佛陀本人也出自他的门下。这个老子入夷狄化胡的说法自东汉末产生以来，繁衍流传，很快成为道教同佛教互争世俗利益的一把杀手锏。那时的道士指摘起佛陀及其门徒的不是来，怕是要口沫四溅、十分得意吧。道教徒甚至还炮制出一部《老子化胡经》，将所谓老子西行化胡的经历描述得既庄严，又生动。看破红尘的佛教徒本来坚信一切诸法皆因缘而起，自性本空，所以反对虚妄执著，自寻烦恼。而面对道教的“挑衅”，佛徒们再也耐不住性子，义愤填膺地对道教口诛笔伐，打破了禅房的枯寂。一个法名慧通的和尚运笔如飞，作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驳夷夏论》，执著而又执著地论证道：
“经云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然则老氏、仲尼，佛之所遣。”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孔子都受到老子的连累，被从至圣的地位上拉了下来，一并皈依了佛法，入了佛陀四大皆空的门墙。(www.xing528.com)
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场道释之争，搅得当时的文化舆论界沸沸扬扬，掀起好一阵轩然大波。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单纯的老子化胡和佛化老孔之说均毫无意义，纯属宗教臆说（当然，道释之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它恰好证明了，在我们这个泱泱古国中，老子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无论何种学派或宗教，在他面前，都不能硬生生地背过脸去。
文学老子和宗教老子的差异很大，但在人们创造他们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造型，即他们都是执拗地出关西行的老子。这个老子在文化嬗变的漫长岁月中反复出现在人们的口边和笔端，说明他是祖先们审视历史的经验结晶。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也这样写到：
“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太史公所记乃为历史之老子。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汉人也认为老子是个隐君子；对他的归隐之地究竟在何处，也和我们现代人一样茫然无知。
老子之世，诸侯强大，争战连年，称霸称王，周室衰微。如同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那样，老子也曾拍案而起，怒斥残暴豪奢的贵族王公。尽管他的生涯中无虑耕作之难，生活上要比朝不保夕的民众安定得多，但由于身处庙堂之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守藏室之史，仍然会时时感到屠刀森森的寒意。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景王宠爱长庶子王子朝，欲立其为太子，引起其他王子以及诸侯的不满。当年四月，周景王心疾发作而死。周室大夫刘狄和单旗等拥立王子猛为天子，王子朝遂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而作乱，双方都依托诸侯，互相攻伐，萁豆相煎，战乱在王畿持续了整整五年。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晋国出兵干预，攻占了巩（周邑）。王子朝见势不妙，同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等贵族一起逃往楚国，并带走了大批周室典籍。
睿智深沉的老子为此而愁肠百结，苦闷不堪。他的心态也仿佛同孔子一样，对人们不理解自己，对社会不接受自己的治世主张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天地如此广阔，伟大的道无欲无为，任万物自然而然，如今却容不得一只只求低飞的沙鸥！最可悲的是，就连他所职司的典籍也远离了周室，也许永远都不能回还。老子觉得自己象一个忧世怜人的圣哲，怀里虽然揣着价值连城的美玉，却因为披着麻制的粗衣服，而不被统治者所赏识。枉有回天之策，孰能沙里识金！这崇尚强权的时代，那蝇营狗苟的人们，都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沉沦！巨大的无法排遣的悲哀、愤慨、迷惘和绝望压垮了白发苍苍的老子，在天与地的连接处，他看到的只是一片无边的黑暗，只能忧心忡忡地吟唱着这样的诗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70章）
老子只能埋怨人们不识道，不能理解自己高尚的情操。一方面是因为周室的一蹶不振，中兴无望，使老子看不到在周室统治之下会有雍熙和平的大治之局出现；一方面也是由于怀才不遇的感伤和无奈，促使他走向了避世之途，去寻找“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陶然至乐之境，企图以崇高的精神家园对抗龌龊的世俗社会。在我们看来，此后的老子是否采薇于山阿，是否散发于岩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遁世归隐的史官形象在历史上具有哪些象征意义，为后世所谓疏狂不拘礼俗者所追逐、效法。
在某些封建士人看来，老子无疑是“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伟大实践者。老子理想人格的要素是体道合德，即以道为法，清静无为，永远保持虚极而静的状态，以求实现向质朴的原始人性的回归。如果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体道合德，即应本着柔弱不争的原则，悄然遁世，于陌生的苍茫中寻求培养正常人生的沃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子是以遁世实践了他的“圣人”观念，体现出不与流俗合污、坚持信仰的积极精神。如果说老子“小国寡民”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平等精神增强了后世哲人的现实批判意识，那么，为追求理想人格而遁世归隐的老子形象则同其他因素一起，促使此类批判意识比较集中地产生于山林之间，形成了同封建统治阶级决策集团隐然对立的带有异端情调的舆论中心——一个好似超然物外拒绝时俗羁勒的隐士阶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隐士身上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他们认为老子的高蹈遗世，飘然出关，不知所之，恰恰体现了绝美的人格。因此，政坛上的郁郁不得志，导致托好老庄的隐者们很快将“猛志逸四海”之类的济世救人的雄心化为“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的愤懑不平。既然黑暗的时世鬼魅横行，他们便远离了人声鼎沸的都市，高举老庄道家自然无为的旗帜，自觉地追随作为理想人格体现者的老子的足迹，从积极的方面弘扬老子忧道不忧贫的宗旨，在消极避世的形式下，或多或少地向世人展示了积极入世的风采，讥讽和嘲弄礼教的烦琐、政令的荒唐、官场的黑暗、官僚的无能，以其特有的幽深、愤激或曲折的笔触，向世人表达自己学自老庄的不谐时俗的人格理想。就隐者之中的杰出人士而言，他们宣泄情感的方式虽有不同，或横眉怒目，即使僻处山野也直面人生；或一唱三叹，咏物寓情，总的特点仍然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不断地以自己的理想人格去搏击现实人格，闲散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忘情于世事。追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嵇康对现实的反抗最为激烈，公然蔑视朝廷礼法人伦纲常，“每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以酒谈玄疏狂放诞，对世事不靖和个人遭际的不幸，常使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以曲折隐晦的手法和闪灼游变的意象抒发他的“济世志”，歌颂“故有常”的“气节”。而陶渊明则通过对“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生活的白描，抒发自己的守拙反朴之志，强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理想人格对现实的超脱，于驱蹙残败的世象之中构筑蕴含着绝美人性的桃源情境，既有对老子“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理想的直接继承，也有“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发展。也许，陶渊明才是中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无君论者。
但是，遁世的本质是消极的“惹不起，躲得起”；遁世本身即是柔弱不争生存之道的必然通向。它既是一种自觉清醒的明智抉择，也饱含了对现实人生的恐惧、绝望和解不开的愁烦。老子的这种政治上的穷愁潦倒的情绪，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追随者，使得单纯地追求恬静心境、放浪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也成为时尚，某些隐者在陶然自乐的情境中脱离了现实感，造成人性的扭曲和畸变；甚至在陶渊明等人身上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反映，也许这是“至理成篇”的老子所没有想到的。
总之，历史老子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格，自觉地将其孤独的人影隐匿在滚滚的黄尘之中了。《史记》所说的“关”，秦汉时专指函谷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自古号称天险，现在则仅存关门了。遥想两千多年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谷中，通过深险如函的关口，向着西方一片混沌苍茫的世界，去寻找能使自己忘乎物、忘乎己、忘乎天的理想归宿，笔者亦不禁感到人生背负的沉重。“功成身退，天之道”（9章）。老子功未成而身先退。仅就这一点而言，我更喜欢和尊敬不用于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的孔子，喜欢先秦儒家那种“治国去之，乱国就之”的积极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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