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素描：生存道路上的思考

秦末，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使社会经济迅速凋敝，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大泽乡发动了农民起义，各地的豪强雄杰和六国的旧贵族也都相继造反。他们先是一起打秦朝，然后便你打我，我打你，争夺九五之位。到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靠又拉又打又哄的策略，经过走马灯式的谈判、媾和、结盟、欺骗、开战，终于制服了六国旧贵族，把有勇无谋的项羽逼得乌江自刎，建立起刘汉政权的时候，庐舍丘墟，死尸枕藉，社会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在朝堂上觉得自己威风凛凛的刘邦，每逢出巡就感到十分泄气，驾车的四匹马竟然毛色不一！而那些王侯将相们连马也找不到，只好坐着牛车，慢腾腾地往来于绝了炊烟的街衢。局势如此严重，封建统治者只得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政治指导方针，“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同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第一个推行黄老政治的是曹参，他做齐国相的时候，接受了黄老学者盖公的意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升任丞相后，曹参罢黜了一批言文刻深的官吏，将黄老政治推向全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得到百姓的拥护：“肖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以上《史记·曹相国世家》）。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景帝末年，原先那种“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经济已经完全改观，“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黄老之学是始于战国流传至汉初的一个道家思想学派，尊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谓之黄老。汉初的社会治理，是被改造了的老子无为而治理论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的一个成功范例。弱不禁风的思想之花终于结出了坚实的人生之果。黄老学者们也象老子那样，全面而热烈地赞颂了清虚自守的大道：“虚无刑（形），其裻（寂）冥冥，万物之所以生。……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莫知其所从生。”（《黄老帛书·经法·道法》）标榜“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十大经·所周》）。虽然如此，老子还是完全有理由在彼岸世界发起一场对刘汉治人者的批判运动，因为尽管在大部分黄老思想家那里道仍然被视为至尊的万物本原和本体，而在部分学者特别是务实精神强烈的政治家那里，更看重的是道作为客观规律的意义，更强调的是无为的有限性，否定了老子无为的无限性：“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淮南子·原道训》）。所以他们要“从民之欲”，要求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而不是象老子那样“不见可欲”。也许更令正统道家不快的是，黄老学者竟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鼓吹尊君明法。《黄老帛书·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不敢废也。”最著名的黄老政治家汉文帝虽以强本节用惠及当时泽被后世，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他的继任者汉景帝也在清静无为的幌子下大量任用恣意专杀的酷吏。

站在老子的立场看来，上述黄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言行显然具有叛逆的意味，违反了“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的宗旨。“不争”是道之无为的逻辑发展；道无为，故道亦“不争”。在对自然界的观察和体认上，当时无人能和老子比肩而行。当代众多学者皆谓老子是朴素辩证法的大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观《老子》全书，老子对社会的观察和体证至少和对自然的观察同样深刻。天下无道，连年甲兵。老子从飞溅的血雨和闪动的刀光中直觉地感到了“侯王”和“民”的对立，感受到了由这种对立而带来的残酷，产生了残酷社会破灭了美好人生的悲哀和愤慨。作为一个远离决策中心的士，老子想到的是如何在对立中谋求生存，寻找或曰开辟一块小小的然而是平安的存身之地。正是从现实的人生层面出发，老子才开始了对己身之外诸多矛盾的考察。也许这种说法要比老子在创立道论之后开始了对社会矛盾的全面考察的说法更为实际一些。

从情感上说，老子讨厌那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也憎恨那个给世人带来紊乱和灾难的制度。但从理智上说，老子不得不承认，这个兵燹四起的世界是由两两相对的事物所组成的，有序，整齐，而其中又蕴含着一种隐隐存在的和谐性；寻找和谐，保全血肉之躯，那不正是老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吗？于是老子向世人揭示了几十个互为对立的矛盾现象——

有无、大小、多少、高下、长短、轻重、远近、厚薄、左右、前后、静躁、反正、黑白、刚柔、强弱、寒热、祸福、生死、利害、荣辱、善恶、美丑、智愚、辩讷、巧诈、吉凶、进退、攻守、古今、治乱、兴废、公私、主客、是非、清浊、难易、损益、虚实、阴阳、亲疏、存亡、天地、奇正、牝牡、结解、开闭、壮老、真伪、怨德、明昧、始终……

如果考虑到两千多年前那种十分艰窘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令人辛酸的社会平均文化程度，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老子对自然、社会各方面的观察和理论概括能力，要比后世那些专务以概念诠释概念的理论家们高得多。

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黑云压城，也有艳阳高照；有神秘压抑，也有开朗舒放；有太平盛世，自也有风云变幻。真正讲究客观，务实精神强烈的理论家们，不会偏信一端，否定其余。口出“玄言”的老子看到了这一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章）美、恶和善、不善都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老子对这个辩证法观点的表述是十分生动而具体的，他的睿智启发了也可说是震撼了人的心灵。“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挺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一副车毂上装有三十根辐条，车毂间的空白是“无”，唯其有了这个“无”，车轮才能更轻快地转动起来，使人看清车子的作用。抟泥巴烧制陶器，唯有使器间中空，成为“无”，才能使其具有容器的使用价值。开门窗建造房屋，用墙壁围成的空间是“无”，没有这个“无”，房间住人贮物的功能又怎样实现呢？

这几个“有无相生”的例子是老子对事物相互依存关系的绝妙说明。归根结底，依存与对立直接相关，没有对立，便没有依存。换言之，若想使己身长存于天地之间，就要使同己身矛盾的对方也生存下去，否则，“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等等，不但失却了理论的意义，也失去了现实的风采。

老子夸大了矛盾双方依存关系的重要性，得出了欲保全自己须先保全对方的结论。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老子对中国古典哲学辩证法学说的贡献，不仅因为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相互依存，而且还在于他发现并初步论证了对立面双方的转化关系。……“孤”、“寡”、“不穀”等等是不吉利的称谓，然而王公贵族们却偏偏选择它们用作自称，皆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42章）。一成不变的事物不存在，损、益可以相互转化。踮起脚尖，能站立很久吗？大步而行，能走得远吗？物极必反，所以“企者不立，跨者不行”（24章）。灾祸啊，人人畏之，避之唯恐不速，你是否知道幸福正依偎在它的身边？幸福啊，人人向往，求之唯恐不及，你可知灾祸正虎视耽耽地伏身在它下面？灾祸和幸福，犹如棒打不散的鸳鸯。新生与死亡，前者得到了由衷的赞美和缠绵的诗行，后者使众生恐惧不已，遭到了愤怒的诅咒，人人皆对其飞短流长；可是，生生死死相反相成，万物由道而生，而又复归于无物。幼弱壮大也是互相转化，成熟就意味着死亡，故“物壮则老”（30章），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反者道之动”（40章），伟大的道啊，她运动的本质正是对立面的转化。

在沉沉的无边暗夜，老子为无数忧愁而愚昧的心灵打开了智慧的窗口，一曲平和的转化之歌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老子的伟大发现，使其与《易传》辩证法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一段话，表明了这一古一今的两大思想家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然而，新的研究和发现为郁闷的思想家带来了新的麻烦。以祸福转化这个著名论题为代表的老学辩证法，并没有满足苦难众生在短暂、变化万端的人生和万物急速运作中寻求生命绿洲的渴望。老子所主张的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既是客观的，也是无条件的。如此说来，原先无常的东西将要变得更为神秘莫测；原先有常的事物也会变为无常。惨雾弥空，出路何在？“人生如草芥”岂非成为永恒的严酷现实！所幸的是老子抱有十分现实的人生态度，没有因为新的发现为自己构造理论大厦造成设计障碍，便很快改弦更张或放弃重新进行探讨。在老子的意识中没有“强迫”观念或与之类似的统治欲望，他只想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和深入细致的宣传，使人们能够完全自愿地接受他的主张，并认真履践之。因此，为了现实的人生，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仅仅为了过时理论的生存，老子开始理清纷繁复杂的思绪，竭力将秩序和规律昭示给惶惶然不知所措的芸芸众生。

同无为必然要战胜有为一样，老子认为在客观世界中柔必克刚，弱必胜强，小必胜大，幼必胜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子观察到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确存在着众多的以柔克刚、柔存而刚亡的现象：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死后的尸体却变得很僵硬。草木一秋，生时身姿婀娜，枯死后又脆又硬。暴雨狂风，山摇地动，巨树被折为两截，而柔弱的小草却俯仰随意，安然无恙。兵强马壮，声势浩大，结果又怎样呢？难免成为众矢之的，难逃覆灭下场。老子最有名的柔必克刚的例证是水的无与伦比的“攻坚”力量：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78章）

古今学者们对这段话的文辞文义已经做出过许多解释，然而在准确与生动性方面，都远不如文学家的流畅的笔端：(www.xing528.com)

“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刷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是叫浪花咬的……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雪浪花》）

杨朔的《雪浪花》在六十年代曾名噪一时，不论作者在当时是否想到过老子或《老子》，他所表达的水滴石穿的意念在表面上与老子是一致的。

老子固执地将他的水柔攻坚柔必克刚的认识落实到他的政治观和人生观中，“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2章）。认为委曲处世的必能保全身家，弯曲的必定能够伸直，低洼的必定能够盈满，破旧的必定成为崭新、浑浑噩噩的必得绝顶智慧，满腹经纶的必然困惑终生。老子甚至进一步宣称“守柔曰强”（52章），荒唐地鼓吹“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至坚”（43章）。只要人们能以冲虚谦和清静的态度自觉地处于消极的地位上，任何矛盾都会迎刃而解，任何苦痛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要真正实现了“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胜牡，以其静为下”（61章），一条清朗安平的生存之路即会展现在面前。所以老子急切地呼吁人们效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2章），坚决彻底地放弃一切斗争的手段和念头，诸如以刚克柔、以动制静、以新易旧、以高临下、以强攻弱、以大压小、以实捣虚、以雄击雌、以石塞水等等，始终如一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28章），甘作柔弱的溪水，在精神上退回到无知无识的婴儿状态中去。

对老子贵柔守雌的处世哲学，一些当代学者指斥为奴才哲学，或曰懦弱的表现。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对老子的误解，老子不是为守柔而守柔，而是为了以柔弱胜刚强。其实老子所说的以柔克刚的“克”，并非如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战胜”，有完全胜利之义，而是要求人们站在消极的立场上，一昧容忍、退让，以换取强者、刚者、贵者对弱者、柔者、贱者的漠视，乃至视而不见，刚者既不克柔，就等于柔者克刚了。老子的消极的不讲转化条件的辩证观点，只能赋予“克”以上述涵义，这在其后的有关“不争”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更有力的证明。詹剑峰先生坚决主张“柔弱是指新生，是指充满着生命力，是指活泼、发展、流行、灵活、善变化、不凝滞等作用”，其实质是“积极、前进、生气充沛、能够战胜一切的东西”，而“坚强就是陈旧的，而陈旧东西的坚强又是它趋于死亡的标志”。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就是说，新生胜腐朽，这是自然的法则，不可改变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这段议论十分新奇。新生的都是柔弱的，但柔弱的都是新生（特别是政治意义上的新生）的吗？柔弱充满生命力，奄奄一息是不是也属于柔弱之列呢？老子所同情的劳动人民是不是也属于柔弱者呢？如果是，他们在当时的悲惨处境能同“充满着生命力”划等号吗？坚强的就一定是陈旧的吗？一定没有“生命力”，没有“活泼”，一定“趋于死亡”吗？如果是，老子又何以那样急切地要求人们贵柔守雌、消极退让呢？为何要众生“不争”呢？难道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柔者弱者“争”不过刚者强者，“生命力”不如“坚强”那样“活泼”的现实吗？也许我们还可以再问一句：“坚强”走向死亡，柔弱的“新生”又归依何处呢？这种归依又属于什么“自然的法则”呢？

“不可改变的”是：事物不仅有量的差别，外貌体征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之后才会使事物“趋于死亡”或者“生气充沛”。柔是否克刚，同刚是否克柔一样，都是有条件的。老子贵柔守雌的辩证法正是因为以片面代替全面，随意转化，只看到水柔可攻坚强，没有看到必须具备有充沛的水源这个条件才能实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子也没有看到刚可克柔：山峰兀立，层峦叠障，柔弱的水只好盘身九曲，改道而行，岂非“坚强”克柔弱！

老子的贵柔守雌的处世哲学最终目的是要防止对立面的转化。这个看法并不新鲜。但是老子之所以如此主张，不仅仅在于他认为“坚强”是不吉利的，更重要的是他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片面地认为欲保存自己必须保存对方，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柔弱转坚强。这一点我们在前文曾有所提及。这种认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老子所代表的部分无权寡势的士的情感和愿望。然而以柔克刚只是一种纲领性的提法，比较抽象，究竟柔到和弱到什么程度才能保全自身，这是老子必须认真对待具体说明的一个难点。为此，博学的史官又向世人无偿地献出了他的“不争”之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22章）。

所谓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不争天下去得，争竞寸步难行。老子警告世人，生存的第一要义不是如何完善自身，而是保全对方，自己应永远不为天下先，即便是决战疆场，兵戈相击，呼吸之间生死立判，也应纯取守势，“不敢进寸而退尺”（69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68章），诸如此类皆属不争之德。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之归宿，非固江海大于百川，实因江海自居于卑下之地。“侯王”们若能象“圣人”那样，甘愿居于不争的地位，他们的统治就会延续至永远。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唤起民众。老子为了唤醒世人沉醉的心灵，再一次号召人们效法柔弱之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近于道。”（8章）

水滋养了万物，却不同被滋养者一争高下，互争雄长，它甘愿居于最不利的地位，所以在“万有”之中水与道最为相近，具备了绝类道之“玄德”的“上善”之德。万物中唯有水得到了老子海一般的深情。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对老子所歌颂的水之“上善”之德心领神会，做了很详尽的解释：“众人处上，彼独处下；众人处高，彼独处卑；众人处易，彼独处险；众人处顺，彼或处逆；众人处洁，彼或处秽；所处尽众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不争故无尤，此所以为上善也。”（转引自《老子释义》）此与佛教《涅槃经》的“名言”如出一辙：“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

老子和佛陀所鼓吹的“不争”或与之类似的人生观，对我们民族“平为福，和为贵，忍为本”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对封闭的、习惯于苟安的小农意识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不争”之下的“柔弱”如何能“生气充沛”，如何“能够战胜一切”。诠释概念的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以概念诠释概念。以无为为有为或以柔为刚、以不争为争等等，要看在实际的可触摸得到的社会生活中能否实现其预想。老子的“不争”之说企图回避矛盾冲突，偏执只有对立双方同一才可保全自身之一端，否认冲突本身为解决矛盾所必须。这是他为弱者设计的鸵鸟战术和永远“夹着尾巴做人”的生存之道。儒家学说强调《春秋》大一统下的亲亲尊尊之道，鼓吹政治化的伦理，又通过推行伦理化的政治建构了宗法性极强的“仁”、“礼”框架，死死地箍住了本应活泼发展的人之个性。而老子鼓吹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要求顺应万物之自性，似乎表现了精神走向独立解放的倾向。另外，老子依据无为而治原则而设计的“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的确体现了一种平等精神（请见下文论述）。然而，由于老子自觉地居于柔弱的立场，片面地强调“不争故无尤”，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人之个性存在的合理性，预示了由他的平等之途只能走向不平等的终点，与儒学殊途而同归。这是老子思想中的严重矛盾之处，我们很难依靠其理论本身来克服这些矛盾，无法代替老子构筑一个“圆融无碍”的绝美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