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老子观显然抄袭了佛教佛陀降生的传说

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老子当作智者来纪念着，为研读和利用他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努力着。这种努力探索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因为不仅老子哲学的道论“玄之又玄”，微妙难识，而且他本人的生平也是“惟恍惟惚”，难究所以。

有关老子的史事记载模糊而多歧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列传》）的缘故。老子的隐者形象为宗教徒将其神化提供了方便条件；其既人且神的双重身份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最先将老子妆扮成神于天圣于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永恒的天神的，是他的那些封建时代的崇拜者们，主要是道教信徒；甚至连老子的出生也被他们抹上了一片迷离恍惚的薄雾。据《历代神仙通鉴》、《列仙全传》等蘂籍的说法，老子之母叫元妙玉女，适逢天降玄黄，吞入口中，遂有妊身，怀八十一年，终于在商朝武丁年间于楚国曲仁里的一株李树下，由左肋下生下老子。传说老子出生即行九步，步生莲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大呼“天上地下，惟道独尊”。遂指李树为姓。因其耳大，遂名耳。由于出生时即白发满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老头儿，故号老子。

道教的老子观明显地抄袭了佛教的关于佛陀降生救世的传说。仅此一点，也可看出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道书所云老子的姓氏名字籍贯乡里等等并非全部出于想象和杜撰，它显然是《史记·老子列传》有关记载的加工品。太史公司马迁十分肯定地写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楚国苦县在今河南省归德一带。但是，有关老子的原籍自古便有不同的看法。清初的考史大家阎若璩继承和发展了唐人司马贞、宋人裴骃对老子原籍的观点，认为老子生时苦县属于陈国，归楚是在孙子死后，那时老子早已不在人世，所以老子应是陈人。可是老子的卒年也象他的生年一样，几近茫昧莫考，没有证据表明他谢世于苦县归楚之前，所以称老子为楚人并不错。至于那种认为老子是宋国相人的说法，纯以推测成说，很难成立。

老子是周朝守藏室之史（用高亨先生的话说，就是周朝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的立论依据。高亨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认为老子本姓老；老变为李亦语转而然（《老子正诂》）。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指出《左传》中的老阳子即为老子其人。

道教所云老子生年当然不可信，史籍中对此也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记载。在目前条件下，只能对其生存的时代做出一个大概的推断，一般认为老子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晚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在“此山中”，便一定能识得庐山真面吗？日本学者诸桥辙次著《三圣会谈》，安排孔、老、释三家会面，各抒己见，手法新颖。从纯粹历史学的立场看来，孔、老不可能与释迦牟尼会面；不过，孔子和老子两人却是见过面的。这也正是我们认定老子为春秋晚期人的重要依据。有意思的是，汉代以前的人对老子的生活时代，以及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从来皆持肯定态度，倒是越到后来，离“山”越远，对此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人反而越发多起来。

春秋时期的史官，都是大学问家。传说仓颉造字，依类相形，和伏羲画卦一样，也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形成了一个个完美的图画般的文字符号。正是史官操纵着这些符号，通过奇妙的排列组合，描述生死悲欢、爱恨别离；描绘春华秋实、沦海桑田。肩负记载“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使命的史官，他的每一次随意涂抹，在一般人眼里都是一道美丽的微光，划破了茫茫的昏暗人生。所以，造访老子的求教者可能不会很少。

当时，在后来被尊为万世人伦师表的孔丘孔圣人，也以晚辈的身份向老子求教。立志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却没人采纳，急得他要“乘桴浮于海”。孔子十分伤感地向老子诉说着自己的困惑和无奈：(www.xing528.com)

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

“你还算运气的哩，……没有遇着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

这段对话，本于《庄子·天运》，鲁迅先生把它原原本本地译成白话，写进小说《出关》里。《庄子》中的《德充符》、《天地》、《天道》、《田子方》、《知北游》等篇都有孔老相见的记载。《庄子》虽然号称“寓言十九”，但其借重年高有道者以立言，以使别人信服，故其言可寓，而其人则真（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这里的老子，是一个富于智慧而慈祥的老人，语调舒缓，潺潺如山间小溪，九曲十八弯，清淳、通达，在历史的尘垢中流淌，在人们的心灵上敲响。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老子答孔子问礼的记载，则描绘了一个辞风老辣性情率直的严师形象：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除了《庄子》、《史记》之外，其它很多先秦典籍也有类似的记载，例如儒家自己的著作《礼记·曾子问》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孔子回忆自己年青时在鲁国巷党向老子问礼的故事。孔子对曾子说：

“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之已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确切地考定二圣相见的次数和地点，几乎成为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孔老会面不止一次。由《曾子问》所记可以看出，老子对周礼的研究是相当精深的。那时儒学虽然尚未诞生，考虑到儒学的主要内容和宗旨，说老学与儒学有一条共生的脐带也未为不可。而孔子也从老子那里得到许多教诲，受益非浅，所以章太炎先生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孔学本出于老”。

老子和孔子，道与儒，道法自然与仁德忠恕……由此而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和发展趋向——儒道互补。中华文明的高堂邃宇，正是主要依靠了这两根支柱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两位文化伟人、学术宗师、思想巨匠的相会，也许正是如今开始走向世界的中国风的源头吧。在中国，他们两人的影响力大到了无人可以匹敌的程度，还有谁能象他们那样，两千多年来始终以自己的不朽学说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且远远地超越了国界呢？

在其后的战国时期，两位宗师的会面，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瞩目。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以各自俏皮的、练达的、严谨的、奔放的、昂扬的、颓唐的笔调，依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揣摩，记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件大事。然而在自汉至晚近时期的悠长岁月中，不少学人为争学术正统，争论不休。不仅有到处标榜“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的道家学者，更有韩愈那样的对此说愤怒异常，主张将老佛都投诸水火，以维护封建“道统”的儒学思想家。不论韩愈怎样“卫道有心，论辩无据”，这场争论还是延续下来。本世纪初期，由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置老子于孔子之前而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论战，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有名学者如胡适、梁启超、冯友兰、唐兰、高亨、罗根泽、钱穆、郭沫若、顾喆刚等人均投身其中，围绕着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辩。这场论战使近代化的研究方法向“朴学”成功地进行了渗透，也使老子和孔子的形象在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都更加清晰凸出了，然而论战本身也带有一丝争夺正统宝座的气息。否定问礼，认定老子为战国人，尊孔子为华夏学术开山祖师者有之；肯定问礼，藉此极力贬低孔子崇高地位者亦有之。从前引《史记》、《礼记》等材料来看，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当无疑问。战国初期的墨子曾引用过老子的话：“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太平御览·兵部》引《墨子》佚文）再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的，象《论语》“无为而治”（《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等言论即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老子无为和“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列传》）的思想。所以，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年辈在孔子之先。正常的学术争论还应继续下去，也许永远不会完结，因为人们热爱生活，坚持信仰，向往永恒，不得不攀登古今理性高峰而揽九天明月。年辈并不决定一切。在华夏文明史上，孔老各领风骚。而由他们所创立的学说，在经过历史风波的拍打之后，不是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么？汉初黄老之学虽然崇尚清静无为，却以儒学积极入世之说为旨归，其经典《黄老帛书》不是疾呼要“先德后刑以养生”，这不是孔子的德政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道家版么？而忽略了宇宙观理论建设的儒学家们，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纷纷向老庄哲学积极地汲取养分。从王充的“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到朱熹的“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的“理一分殊”，再到王夫之的“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的发展观体系，其中不是都跃动着老子道论的魂魄么？岂不也是“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