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学派对尹文之影响

关于尹文的思想内涵，胡家聪、白奚、王晓波等学者已有深入的论述^[19]，

此处针对宋钘对于尹文之影响略加梳理。宋钘学说以《老子》为根柢，并融入儒家（尤其子思一派）、墨家的思想成分。尹文在其基础上，更适时地融入名、法之学，形成其以“大道”调和诸子百家之说，以名、法治国的黄老道家体系。具体而言，宋钘对尹文影响之处有以下几点：

1．宋钘学说的开放性格局影响尹文建立兼容各家的思想体系：尹文之学兼容并蓄，虽与其长居稷下讲学，与彭蒙、田骈、慎到、荀况等人交往有关^[20]，但亦受宋钘“援儒、墨入道”之学风沾溉。这一点可以由《尹文子》兼受儒、墨二家影响得到证明。如今本《尹文子》上卷论正名引孔子“必也正名”之语，又倡“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下卷开篇更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将儒家思想与形名法术融合为一。胡家聪也指出：“（尹文所倡）‘全治而无阙’有墨家尚功利、去无用的精神，提倡‘有益于治’的言论、‘有益于事’的行为……这恰恰是墨学功利主义精神之再现。不仅如此，进而提倡‘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这样群策群力的社会思想，也体现出一定的‘兼爱互利’精神。”^[21]《庄子·天下》谓宋钘、尹文“以胹合欢，以调海内”，即能合诸子之学，如烹调五味，令其融和^[22]。正由于此种开放性特色，尹文才能不为宋钘所囿，以“大道容众，大德容下”^[23]之精神融合各家之说，形成“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的思想体系^[24]。

2．尹文继承宋钘宗老子道论之学统：宋钘云：“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心术上》经）“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知者寡。”（以上见《白心》），其道论上承《老子》。尹文在其著作中更将《老子》道论奉为正统，如《尹文子》开篇便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标举“大道”为宗，故下文说“〔以〕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25]。并在篇中屡次引《老子》为说，如上卷引今本《老子》第62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保）”。并申述云：“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下卷引《老子》第57章“以政（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并说：“政（正）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26]。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又阐释《老子》第74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云：“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从此三例看，尹文引用《老子》并非泛引，而是有意识地阐述、改造《老子》的学说^[27]。韩非作《解老》《喻老》，借《老子》发挥法治思想，可能即受尹文之影响^[28]。此外，《老子》论道重视“反”“复”之循环、能动性因素，如云：“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宋钘亦重视此一概念，如《白心》说：“事成而顾反无名”“和以反中”“左右前后，周而复所”。尹文更进一步发挥反辅为用之道术论，他说：“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明显承继《老子》及宋钘之说。

3．尹文阐述发挥宋钘“别囿”“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之说：尹文倡“见侮不斗”之说见于《吕氏春秋·正名》所载尹文与齐愍王论士一章。《尹文子》云：“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人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前两句为对“别囿”之发挥，后者则响应宋钘“见侮不辱”“寝兵”之说。顾实将《庄子·天下》所述宋、尹“接万物以别囿为始”一句解为“人心有所拘囿，当辨而去之”。高亨则据郭象《注》，将“别囿”读为“别域”，解为“别域者，划分万物之畛界，使不相侵犯也”^[29]。鹏按，宋钘之“白心”“别囿”乃一组相关的概念，其别囿之目的不外是使心恢复本然之状态，故当以前说为是；但尹文受彭蒙、慎到等人“定分”说之影响^[30]，划分“名”与“分”之界限^[31]，欲以此达到“贪鄙不争”之目的，此乃其分别畛域之“别囿”说，固可以“不欲令相犯错”（郭象语）解之，也即此处所谓“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宋、尹“别囿”之目的皆在使人正确地认知外在事物，惟宋钘继承《老子》“涤除玄鉴”之理路，要求修养工夫从“心”做起；尹文则受彭蒙一派之影响，强调确立内外名分即可使人不争^[32]。(www.xing528.com)

4．宋钘、尹文同有“毋恃富”“毋倚贤”之主张：宋钘“毋恃富，毋倚贤”之说，见于楚竹书《彭祖》。此二说在《尹文子》中皆有反映，如“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即毋自负贤能之说；而“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弗与同苦乐故也”，即所谓“毋恃富”之说。尹文从其“弗与同苦乐”之论，更进一步告诫君王“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故也。……人君不可不酬万民。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所不愿戴，则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可见尹文颇富同情心，虽倡君王形名法术，但亦关心民间疾苦，故《庄子·天下》称宋、尹二子为“救世之士”。

5．尹文之“形（型）名论”受宋钘“形（型）名相应”的正名观影响：孔子“正名”说主要着眼于政治层面^[33]，宋钘将之抽象化、理论化，并提出“形（型）”“名”二概念，如《心术上》经云：“物固有形（型）^[34]，形（型）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解文以“督言正名，谓之圣人”说之。《白心》云：“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索其（像），则知其形（型）；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尹文在其基础上建立形名论，如今本《尹文子》开篇便说“大道无形（型），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型）者也。形（型）正由名，则名不可差”。首句“大道无形（型）”化用《老子》“大〈天〉象无形（型）”，而型、名概念之划分显然继承宋钘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尹文在此以“大道无形（型）”与“称器有名”对举，可见诸“形”字当读为“型”无疑，这点需要从古代铸造器物的角度略加疏解。朱凤翰对于商周青铜器之块范法有较简要之说明，他指出：以铸造容器为例，先制成欲铸器物的模型（称作模或母范）^[35]，再用泥土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此部分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于从模上脱下。此外，还要用泥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通称为芯（亦称心型或内范），然后使外范与芯套合，中间的空隙即型腔，其间隔为欲铸器物的厚度。最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此空隙内，待铜液冷却后，除去外范与芯即得到所欲铸器物^[36]。鹏按，“型”之本义为内范或母范，故可引申为事物原始或理想之样态，亦可引申有“实”义^[37]。裘锡圭曾指出，古书中“形名”亦作“刑名”，所谓“形”或“刑”非指刑法，而是指事物的本形。形（或刑）、实二者常与名、声对举，“实就是形，声就是名。”^[38]然则形（或刑）者，型也。《尹文子》下文更提出名实互定，形名互检之原则，其说云：“有型^[39]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型。型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无型〕^[40]，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型。型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型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41]

6．宋钘著书好用寓言、谚语之特色亦影响尹文：宋钘一派喜借寓言、好引谚语为说，前者可举《去尤》《去宥》为例，后者则见于《白心》。《尹文子》中亦有上述特色，其用寓言说理如上卷以“宣王好射”“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楚人担山雉以为凤凰”“魏田父得宝玉”等寓言说明“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之道理。《尹》书中除援引老子、田骈、彭蒙之语外，亦好引谚语为说，如下卷述“孔子诛少正卯”一段后，便连续引用三则谚语：“语曰：‘佞辩可以荧惑鬼神。’（其下更设为问答以阐述之）……故舜、禹者，以为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语曰：‘伎辩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终身莫悟，危亡继踵焉。”

由以上六点，可以看出尹文从思想内涵到著作体制俱受宋钘之影响，故《庄子·天下》将二人合论，但二子是否可视为一“宋尹学派”却见仁见智。郭沫若认为《天下》所述为宋钘、尹文二人之学说要旨，故将《管子·心术》等篇视为“宋尹学派”遗著（郭氏以今本《尹文子》乃伪书，斥为“文字肤陋，了无精义”）^[42]；白奚则举证历历，认为宋、尹二子思想迥异，一属墨家，一属黄老道家，故断言“先秦学术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宋尹学派’，所谓‘宋尹学派’只是肇始于郭沫若的一个误解”^[43]。二家各执一端，似乎不能相容，但若以思想发展的观点来看，尹文学说乃是对于宋钘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改造。正因其同，尹文学说才有发展的基础；正因其异，尹文才得以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