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学派心修：一与独的关联

宋钘论心之修为往往以“一”说之，见于《白心》者如“内固之一，可以久长”。又如“和以反中，形性相葆（抱）。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所谓“一”皆专一、纯一不杂之意，实与儒家子思一派“慎独”之“独”相通。《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谓之蜀。”戴震《疏证》：“《广雅》：‘蜀，弌也。’《说文》云：‘弌，古文一。’”^[106]“蜀”与“独”通。《礼记·中庸》《大学》皆见“慎其独”。戴君仁指出，此语亦见《荀子·不苟》《礼记·礼器》，郑玄《注》：“少其牲物，致诚悫。”“致诚悫”正解“慎独”。《说苑·反质》：“诚者，一也。”一即是独。戴氏进一步说：“慎训诚，乃动词之诚；独即诚体，纯一不杂，乃名词之诚。慎其独即诚其诚，亦即致其诚。”他并认为《大学》《中庸》及荀子所言之“慎独”应当都作“致诚”讲，并认为荀子及《大学》所说之“慎独”乃受道家的影响（举《庄子·大宗师》“见独”为例），而改变道家所使用术语的意义，使趋于平实^[107]。鹏按，“慎独”与“致诚”内涵相通，戴氏说是。惟儒家讲“独”肇于子思（《大学》《中庸》皆该派之著作^[108]），其后宋钘讲“一”，乃是取其实而略变其名，乃“旧酒装新瓶”。荀卿受宋钘之影响，讲“虚壹而静”“择一而壹焉”（皆见《解蔽》），其所谓“壹”则直承二子而来（参考本章第六节）。至若庄周讲“朝彻而后能见独”（此“独”用《内业》的话说，即“上际于天，下极于地”的“一言之解”“一之理”），又“旧瓶装新酒”，改变儒家子思一派“慎独”所重精诚专一的内涵，用于描述修养之境界。

郭店楚竹书及马王堆帛书有《五行》一篇，亦为子思学派著作，其中有“慎独”之说：“‘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109]马王堆本在《五行》经文后有解，其说云：“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指仁义礼智圣等五行）为一。”“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五行》刊布后，学者对儒家“慎独”之义颇有争论^[110]，笔者以为梁涛所论最近实，他说：“《大学》《中庸》的慎独是对‘诚’而言，而《五行》则是对‘仁、义、礼、智、圣’，但根据《五行》的规定，‘德之行五，和为之德’‘形于内’的五行也就是一种内心之德，它与‘诚’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所以根据《大学》《中庸》《五行》等篇的内容，慎独的‘独’应理解为内心的专一，内心的真实状态，慎独即不论在独处时还是在大庭广众下，均要戒慎地保持内心的专一，保持内心的诚。”^[111]所论正与戴君仁说相合。

【注释】

[1]钱穆：《宋钘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75—376页。

[2]按，王博曾指出：老子在治身问题上持守无名和无欲的立场。说见《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第280—286页。

[3]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第359页。

[4]此句传世本或作“使民心不乱”，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则俱作“使民不乱”。

[5]钱穆云：“守中者，庄生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此皆明承《庄子》书而言之也（钱氏以《老子》之著成年代在庄子学说盛行之后）。”说见《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庄老通辨》，第53页。

[6]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81—82页）所引张默生、严灵峰说。

[7]见章炳麟《文始》卷七、朱谦之《老子校释》，里仁书局，1985年3月，第24页。

[8]《老子》此章前言“橐籥”，后言“中”。焦竑解释说：“橐籥，冶铸所用致风之器也。橐者，外之椟，所以受籥也。籥者，内之管，所以鼓橐也。”吴澄也说：“为辖以鼓扇于内者，籥也。”由此可推论“中”当训为内。此外，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北大汉简本“不如守中”皆作“不若守于中”，“守于中”即“守于心中”之意，若“中”读为“冲”或训为簿册，义较不通。焦竑说见《老子翼》，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10月，卷一，第9—10页；吴澄说引自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81页。

[9]张扬明：《老子考证》，第174页。按，孙以楷虽读“守中”为“守冲”，但将“不如守中”译为“不如守持内心虚静”，亦知此句紧扣心言。孙氏说见《老子注释三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4、16页。

[10]高亨：《老子正诂》，《高亨著作集林》第5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59页。

[11]刘荣贤曾指出：“庄子思想的归结点在‘心’不在‘物’。”《庄子》内篇的要旨在于“藉由一己‘内在之德’的提升，来达到以德之符应安定天下人心之目的。”他说：“庄子思想中所谓的‘一’，或所谓‘无待’，指的是‘心’与‘物’的和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一语最堪玩味，充分体现心与物的关系。”说见《庄子外杂篇研究》，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4月，第124—125页。

[12]王叔岷曾指出：老子偏重外王，庄子偏重内圣。他说：“老子偏重人事，由天道而应于人事，故亦偏重外王。庄子偏重天道，由人事而返于天道，故亦偏重内圣。”说见《老、庄思想之比较》，《先秦道法思想讲稿》，“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5月，第124—125页。鹏按，在庄子心目中，内圣与外王之道应是贯通的，所以《天下》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13]刘荣贤说：“老子思想中的‘道’指的是天地万物背后的创造根源，‘德’则是‘道’创生天地万物的过程及其所形成的方向或原则；然庄子的‘道’指的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气化，而‘德’则是圣人内在的生命境界。……老子的‘神’只‘谷神’一义指‘道’之‘生养’‘虚无’之外，大部分指鬼神之义，都是就外在义而言；而庄子的‘神’则是指圣人内在之德所展现出来的与天地同流的生命情态。这些最重要的观念在老庄的思想内容中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如果说庄子思想是‘其要归本于老子’，这种现象是无法想象的。”刘氏因老、庄思想具有上述本质之差异，乃进一步主张二者在先秦为不同的学术流派。说见《庄子外杂篇研究》，第11—12页。鹏按，刘氏指出老、庄之学的差异，颇富启发性，但因二者之差异便论定老、庄在先秦是不同的学术源流，似乎推论过度。若从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老子学说乃是经过宋钘及稷下道家的阐述、改造，才演化为庄子之学。

[14]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第134—135页。鹏按，马叙伦《庄子年表》叙庄周事迹始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终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将庄子生卒年定为前365至前290年，与顾氏所估年世仅有五年差距。马、顾二氏皆据《庄》书相关人物、事件之年代考定，所说当较他家可信。关于庄子生卒年的讨论可参考崔大华：《庄学研究》，第2—6页；叶志衡：《战国学术文化编年》，第104—105页。

[15]司马迁：《史记》第7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44页。

[16]王叔岷：《庄子其人及庄子书》，《先秦道法思想讲稿》，第58页。

[17]王叔岷：《读庄论丛》，《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1996年8月），第233—236页。

[18]刘节：《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刘节文集》，第203页。

[19]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382页。

[20]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383页。

[21]同上书，第383页。

[22]此段标点参考王叔岷《庄子校诠》，第52页。

[23]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册，第55页。

[24]《白心》：“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沈矣。夫天不坠，地不沈，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乎！人有治之者，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集于肌肤，知于颜色。责其往来，莫知其时。薄乎其方也，抟乎其圜也，淳淳乎莫得其门。故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言有西有东，各死其乡。”

[25]“在”训为“自在”，见郭象注、成玄英疏；训为“察”则为茆泮林、章太炎之说。诸家说俱见王叔岷：《庄子校诠》，第372页引。

[26]吕、马二家说见钱穆：《庄子纂笺》，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1月重印4版，第79页引；苏氏说见王先谦：《庄子集解》，文津出版社，1988年7月，第90页引。

[27]王叔岷：《庄子校诠》，第372页。关于《庄子》“在宥”一词之讨论还可参考刘殿爵：《释“在宥”》，《采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205页。

[28]郭庆藩《庄子集释》引王引之曰：“吐当作咄，咄与黜同。”

[29]钱穆《庄子纂笺》云：“伦与物忘，即与物忘伦，即大同乎涬溟也。”

[30]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第384页。

[31]章太炎：《菿汉昌言》卷一；钱穆：《庄老的宇宙论》，《庄老通辨》，第133—134页。

[32]郭沫若：《庄子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第190—193。又参考同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43—145页。

[33]郭沫若：《庄子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197页。

[34]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第347—349页。

[35]除前述庄子之学出于颜氏之儒说外，韩愈、章学诚、姚鼐等人还提出“庄周之学出于子夏”之说。参考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第344—346页之评述。崔氏在前揭书（第350页）说：“无论是从师承关系或理论渊源上说，把庄子思想归之儒家，归之子夏之门或颜氏之门，都是困难的。……儒家思想学说只能构成一种学术的观念背景。”实为持平之论。

[36]《荀子·解蔽》：“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朱骏声云：“觙，即伋字也。”郭沫若或受其启发，指出荀子此处以“觙”（通伋）、“空石之中”（即为“孔”）、“善射以好思”隐射子思。鹏按，其说是。《解蔽》所谓“闲居静思则通”，不以耳目之欲、蚊虻之声败其思、措其精之修养工夫正与庄子“心斋”“坐忘”相通。

[37]崔大华曾指出，《庄子》与《管子·心术》等四篇最大的不同便在“道德与礼法对立的消除”、“名与实（形）对立的消除”。说见《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第412—414页。按，其说是，唯其视《管子·心术》等四篇为同一学派之作品，其著作时代在《庄子》之后，与本文看法不同。

[38]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247页。

[39]张亨曾说：“庄子对于语言基本上抱持不信任的态度，他怀疑语言具有表现绝对真理（道）的功能，也从未客观地考虑过语言的价值。”见《先秦思想中两种对语言的省察》，《思文之际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页。

[40]按，孙诒让《墨子年表》定墨翟生卒年为公元前468至376年。若依此说，宋钘生时（前文据顾实说定其生年为公元前382年）墨子仍未谢世。墨子生卒年异说颇多，可参考徐希燕：《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2月，第17—18页；胡子宗等：《墨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0—19页之评述。

[41]关于墨翟止楚攻宋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系于楚惠王45年（公元前444年）或稍后，此从之。

[42]参考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第188页。

[43]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93页。

[44]劳思光：《新编中国思想史》，三民书局，1993年10月增订七版，第1册，第291页。

[45]按，《集圣贤群辅录》中“八儒”“三墨”二条当为后人妄加，非陶潜所作。参考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597—598页所引宋庠说。

[46]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俞正燮全集》，黄山书社，2005年9月，第1册，第686页。

[47]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128页）所引梁启超说。

[48]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第55—56页；顾颉刚：《宋钘书入小说家》，《史林杂识初编》，第292页；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先秦诸子与理学》，第204页；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高亨著作集林》，第九卷，第402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37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10二版，第95—101页。

[49]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196—200页。

[50]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36—141页。

[51]孙诒让：《墨子后语上》，《墨子间诂》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4月，第718页。

[52]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第53页。

[53]按，刘氏文缺引此句，此据《庄子》原文补。

[54]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94页。

[55]《韩非子·显学》以宋荣之宽、恕与漆雕之廉、暴对举。(www.xing528.com)

[56]刘节认为“宋钘的思想，是间于墨学与孟学之间的……宋钘一派确是兼有孔、墨学之长，也可以说真正调和孔、墨两家学说的，唯有宋钘一人。”胡家聪也指出，宋、尹承袭老子学说，当属道家黄老之学，但又融合墨家，其学说乃“道论、墨学合而不分，融为一体”。刘氏说见《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刘节文集》，第194页；胡氏说见《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244—245页。

[57]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196页。

[58]马国翰在辑本《宋子》前序云：“案《庄子》虽与尹文并称，今尹文子书尚存，无《庄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书证知，皆述钘语。”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谓：“以上论宋钘、尹文竟（按，指《天下》所论），惟所论者似是宋钘多而尹文少。据现存之尹文子，其学风不尽与此同也。”

[5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375页。

[60]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94页。

[6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第157页。

[62]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329页。

[63]按，今本《尹文子》虽经后人之条次撰定，但并非伪书，说见本书下编第九章第一节。

[64]按，《尹文子》有别宥、见侮不辱及禁攻寝兵之主张，如云：“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亦载尹文以“见侮而不斗”说齐王。关于宋、尹二子之关系参考本书下编第九章第一节。

[65]蒋锡昌：《天下校释》，《庄子哲学》，鸣宇出版社，1980年5月，第227页。

[66]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第44页。

[67]吕思勉：《非攻寝兵平议》，《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6—27页。按，吕氏认为，墨子后学由非攻变为偃兵，一若兵竟可以不用者，乃墨学末流之流失，非墨子之说本然。

[68]同上书，第26页。

[69]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93页。

[7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57页。

[71]金受申曾云：“宋钘自是名法转关中的一个人物，和墨家相近，并不是墨徒。若以学说稍近墨家，就以为是墨徒，那真是孔子讲‘正名’，公孙龙便是他的嫡裔了。”说见《稷下派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5月，第9页。

[7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89—90、172—176、616页。

[73]按，传统以《中庸》为子思所作，后人虽多所怀疑，但由于近世所出战国竹书中有多篇子思学派文献，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庸》为子思一派作品。关于《中庸》一篇的作者及成书问题，参考梁涛：《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第85—113页；范丽梅：《郭店儒家佚籍研究——以心性问题为开展之主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1月，第202—212页；杨朝明：《〈中庸〉成书问题新探》，《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12月，第262—282页；李启谦：《子思及〈中庸〉研究》，《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2004年12月，齐鲁书社，第479—497页。

[74]金德建《论子思作〈中庸〉于宋地》（载《司马迁所见书考》）即据《孔子世家》，谓“《中庸》这篇书和宋地的关系一定是不浅”，并论证《中庸》乃子思在宋地受墨家影响所作。金氏认为《中庸》具有重“实用”的思想倾向及“兼爱”“天志”“明鬼”“尚贤”等观念，且其注重宗庙郊社之礼亦受墨家影响。鹏按，金氏谓“中庸”之名含有实用之观念，又据“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天命之谓性”等语推出《中庸》受墨子“兼爱”“天志”之影响，显为曲说。“尚贤”之观念及宗庙郊社之礼本儒家所重，更非子思至宋地受墨家影响后才产生。至于重视鬼神之神秘倾向，民间信仰普遍有之，子思或为使其学说普及，故以鬼神、祯祥勉人为善，未必即受墨家影响。

[75]按，此点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第62页）已指出。他说：“‘五行’的‘行’字指涉的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心性一种真实流动的状态，其含义与《庄子·天下篇》所云‘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的‘心之行’相当。”但杨氏将《五行》及《心术下》《内业》一概视为孟子后学作品，故未梳理其间之学术传承关系。

[76]刘信芳：《释〈五行〉与〈系辞〉之 型》，《简帛 五行解诂》，艺文印书 馆，2000年12月，第354—357页；周凤五：《郭店竹简文字补释》，《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第64—65页。

[77]周凤五：《郭店竹简文字补释》，《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第65页。

[78]关于《大戴记》的《曾子》十篇的真伪问题，前人颇有争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主张此十篇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黄震《黄氏日抄》则认为乃后人依托。郭店楚竹书及上博所藏《内礼》一篇刊布后，学者重新讨论此一问题，证明《大戴记》中《曾子》十篇为曾子一派著作。参考罗新慧：《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第64—68页；张磊：《上海博物馆竹书〈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第107—110页。

[79]按，此二句马王堆帛书本作“思〔不〕清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型。”

[80]刘信芳：《释〈五行〉与〈系辞〉之型》，《简帛五行解诂》，第356—357页。

[81]拙著《〈大学〉“格物”读为“观物”说》，《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7辑，2010年3月。

[82]按，《孔丛子·记问》载“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正有以心察物辨事之意。

[83]按，此处所谓“稽”非徒考之于人，乃谓观物而致诚。“济”之本义为渡，可引申为通、成。张舜徽《管子四篇疏证》谓二句之“自知”“知人”即“自知之术”“知人之术”之省，其说是。自知之术指心术而言，《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知人之术指法术而言，即循名责实之术。

[84]参考前揭拙文《〈大学〉“格物”读为“观物”说》。

[85]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717页。

[8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56、695页。

[87]参考刘信芳《释〈五行〉与〈系辞〉之型》、拙文《简帛〈老子〉“大器免成”“天象无型”解——兼说道家型、器之譬》（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88]按，《心术上》解文：“毋代马走、毋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而不与下诚（成）也”，与此处所论无关。

[8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54页。

[90]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568—569页。

[91]《礼记正义》下册，北京大学点校本，1999年12月，第1422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18页。

[92]按，此句解者多依字面说之，颇不可通。疑“能”为“罢”之坏字，即《论语·子罕》“欲罢不能”之“罢”，训为废止。又疑“可”原作“能”，涉上文诸“可”字而误。

[93]《性自命出》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

[94]“小人之中庸”一句，《经典释文》以为当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并引王肃本为证。朱熹《章句》从之，并解释云：“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按，“中”即“心”，君子、小人皆有之，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庸通为用）。今本数句可能有误衍，疑本作“君子中庸而时中也；小人反之，中庸而无忌惮也。”

[95]《中庸》云：“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引孔子语“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6]《中庸》云：“子曰：‘素〈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9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98]屈万里：《尚书集释》，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2月，第309页。

[99]黄人二：《读上博藏简第四册内礼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8月，第284页。按，《内礼》之附简，福田哲之主张归入上博竹书《季鹿子问于孔子》，见《上博四〈内丰〉附简、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第十六简的归属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网，2006年3月7日。

[100]朱熹《孟子集注》云：“子莫，鲁之贤人也。知杨、墨之失中也，故度于二者之间而执其中。”按，关于子莫，孙诒让《籀膏述林·子莫学说考》谓其即魏公子牟，罗根泽辨之，力主子莫为《说苑·修文》与公孟子高对话之颛顼子莫。钱穆从罗氏说，考订其年世当鲁穆公时，与子思相当。说见罗根泽：《子莫考》，《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64—267页；钱穆：《子莫考》，《先秦诸子系年》，第248—250页。

[101]按，《内业》亦重视“和”之观念，且与“心”联系起来，如云“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晢晢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所云颇与《中庸》相通。

[102]蒙文通：《〈儒学五论〉题辞》，《先秦诸子与理学》，第103页。

[103]《孔丛子·居卫》载子思对曾子说：孔子之时“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但“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104]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文史丛稿》，第67—69页。

[105]《尹文子》载彭蒙之说云：“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

[106]戴震：《方言疏证》，收入《小学名著六种》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67页。

[107]戴君仁：《荀子与大学中庸》，《梅园论学集》，台湾开明书店，1970年9月，第225—231页。

[108]论者或视《大学》为孟子或荀子一派所作，笔者主张为曾子后学或子思学派作品，说详拙文：《〈大学〉著作时代及学派归属再探》，《现代儒学》第1期，2016年9月。

[109]见郭店楚简本第16至17简，缺文则据马王堆帛书本补。

[110]按，见梁涛《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也谈“是谁误解了慎独”》《慎独与意气》；钱逊：《是谁误解了“慎独”》《再谈对慎独的误解》。二氏针对“慎独”问题一来一往，前揭诸文见简帛研究网。其他学者对“慎独”也发表不同意见，见廖名春：《慎独本义新证》，《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后收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刘信芳：《简帛〈五行〉慎独及其相关问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2期（2001年），后收入《简帛五行解诂》（艺文印书馆，2000年12月）；戴琏璋：《儒家慎独说的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

[111]梁涛：《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228—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