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宋钘学说的转化与超越

顾实推衍马叙伦《庄子年表》之说，将庄子之年世定为公元前369年至295年，此从之^[14]。至于宋钘之生卒年，前文已据顾氏之说，定为公元前382年至305年，略早于庄子。关于庄子之籍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裴骃《集解》指出：“《地理志》蒙县属梁国。”但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别录》谓庄子为“宋之蒙人也”^[15]。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又称庄子“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梁漆园吏”。王叔岷云：“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天下篇》末郭象《后语》引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蒙县人也。’守乃宋之误……汉末高诱《吕氏春秋·必己篇》注及《淮南子·修务篇》注、晋皇甫谧《高士传》中，皆称庄子为宋之蒙人。”至于《释文》称庄子为梁人，王叔岷解释说：“唐孔颖达《诗商颂谱疏》：‘《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国。’盖战国时蒙属宋地，至汉属梁国。”^[16]既明庄子之年世及国籍，可进一步论宋钘与庄子之关系。

取《庄子》与竹书《彭祖》合观，后者之彭祖与耇老对话，尚未如《庄子·秋水》《知北游》等篇赋为长篇大论，而保有《老子》要言不烦的特色，语不甚长，义亦不甚深。由此可推论，《彭祖》之对话体裁作为寓托思想的著作形式较《庄子》诸篇原始，时代当在其前。从宋钘后学所编纂之《去尤》《去宥》二篇，亦可看出宋钘一派所作寓言较为浅近俚俗，其形式皆别故事、议论为二，未若庄子所作融说理、情节于一炉，且取材丰富，属书离辞又变化多端，就文学性及说理效果来说，显然庄子所作胜于宋钘。宋钘与庄周皆为宋人，行年相及，然则庄子之思想乃至著书体裁，皆有受宋子影响之处。但以庄子天资特异，将其思想融贯而超越之，并将寓言体裁极尽变化，遂成瑰玮之篇章。宋子书早亡，此或一因。

前文已指出《白心》一篇与《庄子》关系密切，王叔岷亦曾归纳“《管子》所引《庄子》之例”，其中《白心》《心术》占绝大多数，可推知宋钘与庄子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17]。关于此点，前人已有留意，如刘节云：“《庄子》的‘虚室生白’同‘唯道集虚’，二语本是从‘白心’说一派接受过来的。”^[18]崔大华则明确地指出：“从《庄子》中可以看出，宋钘的‘情欲固寡’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这两个基本观点和他的人生态度都对庄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崔氏认为庄子“返其性情而复其初”之主张正是建立在宋钘“情欲寡”的理论基础之上，即以人性本然状态是恬淡少欲的，人的欲望越大，离开本性越远。他进一步说：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是对宋钘的“情欲固寡”命题涵义的最为确切生动的注解；“耆欲深者天机浅”（《大宗师》）则又把宋钘这个原是社会政治主张立论基础的观念，移植运用到精神、性命修养范围内。可见，庄子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理论观念源于宋钘，这是庄子思想接受宋钘影响而又有所超越的第一个表现。^[19]

按，宋钘一派“情欲寡”之说上承《老子》，而与“白心”“别囿”相表里，本为其修养论之一部分。在宋子而言，过度的物欲属于外在的囿限，使人无法返归本心，因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而解决之方法就在使人明了“情固欲寡”的道理。此一主张本贯内、外立论，无待庄子而后将“寡欲”转化为心性修养之工夫。

崔大华并指出，《庄子》屡次阐述宋钘“别囿”之观念，如《徐无鬼》云：“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又如《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20]鹏按，其说是。惟崔氏认为“在宋钘这里，‘别宥’是一种行为特征，含义比较简单”。“在《庄子》中不再是简单的宽容的生活态度的表现，而是一种求得真知的方法、途径。……‘别宥’获得了认识论的意义。”^[21]则似有将宋钘学说过分简单化之嫌。《庄子·天下》以“语心之用，命之曰心之行”含摄宋钘“别囿”“白心”之主张，可谓得其要领。别囿之工夫既在“心”上（去除外在对心之囿限），则已初步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非仅是一种外在行为的表现。

宋子主张“心之在体，君之位也”“执心不芒”，呼吁人去除一切外在对心的拘囿。庄子在《齐物论》中从反面描述了本心受物欲及分别之见耗损的过程：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www.xing528.com)

接着，他提出这世间有所谓“真宰”，而人身则有所谓“真君”存焉：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22]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王叔岷说：“主宰宇宙万物者，谓之真宰，即道。主宰人之百骸、九窍、六藏者，谓之真君，即真我，亦即空灵之心，与道冥合者也。”^[23]按，王氏说是。庄子之说疑受到宋钘之影响，若将《齐物论》此段与《白心》“天或维之，地或载之”一段^[24]、《彭祖》“执心不芒”一语合观，不难看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而《庄子·人间世》所谓“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即宋钘“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絜，神乃留处”“白心”之意。

不过，庄子之说不仅停留在心之持守及外在蔽囿之去除，在其著作中，他转化宋钘过分强调心之主宰地位及认知功能的执着，以一广大视角的天道、自然、一气之化涵摄生命历程（这一点当受到稷下道家精气说之影响），提出无待、逍遥之境界及心斋、坐忘之工夫论，思想的深度、广度超越宋钘。具体来说，庄子对宋钘学说的转化及超越表现在以下三点：

1．存囿与无待：庄子主张破“成心”（见《齐物论》）、“无撄人心”（见《在宥》），颇受宋钘“别囿”说之影响，但他更强调“安其性命之情”，主张“无为而任物”，这点在《在宥》表现最为明显。该篇开头便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前人多训“在”为“自在”或“察”^[25]，恐不确。吕惠卿云：“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纵，如囿之宥物。”苏舆也认为：“在不当训察，察之则固治之矣。在，存也。存诸心而不露是善非恶之迹，以使民安于浑沌，正《胠箧篇》含字之旨。”马其昶云：“《说文》：‘在，存也。’吴汝纶谓：‘宥与囿同。’”^[26]王叔岷则说：“窃疑‘在’本作‘任’，下文‘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正‘任天下’之义也。且任与宽宥义亦相因。任、在形近易乱。”^[27]鹏按，二说皆可通。在者，存也、任也。庄子盖以宋钘“别囿”“去囿”，犹有分别之心，故倡“在囿”，主张不去不别，纯任自然。《庄子·在宥》谓：“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咄（黜）〉^[28]尔聪明，伦与物忘^[29]；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其“解心释神”之境界又较《彭祖》“心白身怿”超脱。《逍遥游》论宋子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能）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嗂）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是庄子欲超越宋钘“别囿”“白心”之说，而达于无待之逍遥。崔大华就指出：“庄子‘无待’的自由精神境界受到宋钘之砥砺、启发而有所超越。”^[30]

2．心斋及坐忘：《庄子》“心斋”“坐忘”之说见于内篇的《人间世》《大宗师》，皆假颜渊之口道出，前人或据此谓庄子之学出于颜氏之儒，如章太炎说：“庄生传颜氏之儒，述其进学次第。”钱穆也说：“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孔门诸贤，独颜渊最与后起道家义有其精神之相通也。今欲详论颜氏思想，虽憾书阙有间，然谓庄周之学，乃颇有闻于孔门颜氏之风而起，则殊约略可推信也。”^[31]郭沫若更指出：《庄子》中记述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很多，这些文字必然是出自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从《论语》中所见颜回言行，可知他是有出世倾向的人，庄子则是厌世的思想家，二者在思想倾向上也是接近的^[32]。他并说：“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样，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他在黄老思想里找到了共鸣，于是与儒、墨鼎足而三，也成立了一个思想上的新的宗派。”^[33]鹏按，郭氏谓庄子一派与黄老道家有相通之处，其说是，但说庄子之学从颜氏之儒出则非。崔大华已明确指出：《庄子》中对孔子、颜渊言行的记述具有借外立论、借古人立论的“寓言”“重言”性质，乃是借用二人之口传达一种庄子的而非儒家的观点，认为“这种文字必然是颜氏传习录”（引文乃郭沫若说），实失之轻率^[34]。前文已指出，宋钘上承《老子》“虚其心”“守中”“涤除玄鉴”之说，并融入子思一派“心术”“型于内”之概念，倡“白心”“别囿”之说，主张“絜其宫，开其门，去私言，神明若存”。庄子受到精气说之启发，认为“道通为一”（《齐物论》）、“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进一步改造宋钘之说，贯通内（心术）、外（天道）之道而提出“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并主张坐而自忘其身，即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从学术源流来看，庄子“心斋”“坐忘”之说实乃宋钘“白心”“别囿”说之转化。若必言庄子之学与儒家有相通之处^[35]，也只能说庄子受到子思一派的影响^[36]。至于颜渊之学，如钱穆所言“书阙有间”，既无法知其面貌，则不宜妄加揣度其与庄学之关系。

3．消除名与实之对立^[37]：前文已指出，宋钘“正名”之说上承孔子，重视名、实相应，而庄子则发挥《老子》“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主张“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至乐》），以“实”为第一性，实先而名后^[38]。《心术上》解文发挥经文“名当谓之圣人”之说，强调“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庄子·人间世》则说：“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逍遥游》也说：“圣人无名”，越名而存实^[39]，此又庄子超越宋钘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