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学派的思想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1．白心：宋钘重视心的作用及地位，以“心术”为其理论之基础。所谓“心术”即“心之行”。葛瑞汉指出：“宋钘有别于墨家的地方在于提出一个实行改革的新处方，通过意识到观点狭隘（别囿）来改变人的内心世界，从他人的判断祛除自负自大，以及认识到人把本来不多的基本需要人为地膨胀了（按，即‘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孔子和墨子把‘行’理解为社会行为，宋钘强调注意‘心之行’。……他在转向专注内心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21]《心术上》经文开篇便说：“心之在体，君之谓也。”《庄子·天下》亦点出宋子之学的要旨在于“语心之用，命之曰心之行”。本文考证楚竹书《彭祖》的学派归属时，已指出该篇重视“心”之认识功能，并涉及如何排除外在干扰，恢复心的本然状态，如简文云“执心不芒”“远虑用素，心白身怿”。《天下》谓宋子一派“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伎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白心即彰明其心，使心恢复本然澄澈的状态。《管子·白心》更以此为主旨，除以隐语论心为身主及其作用，并呼吁人们通过审慎的观察，去除外在事物对心的干扰，如云：“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淑然自清，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无听而辨，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白心”可视为宋钘学派追求之境界，其工夫则在别囿、寡欲及见侮不辱。
2．别囿：《庄子·天下》谓宋子“接万物以别囿为始”，所谓“别囿”，具体言之，即“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伎于众”“定乎内外之分”，即将外在的荣辱及多余的物欲视为人心之囿限，别而去之，以维持心之洁白。《心术上》经文云：“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絜，神乃留处”“君子不
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心术下》云“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皆合于别囿之旨。《吕氏春秋·去尤》说：“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将人之拘蔽归结为心中之喜恶，既有喜恶，则外有所重，而“外有所重者，盖内拙也”。《去宥》也说：“凡人必别囿然后知，别囿则能全其天矣。”
3．情欲寡浅：宋钘主张“以情欲寡浅为内”“情之欲寡以为主”，又说：“情固欲寡，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见《庄子·天下》）宋子倡“情欲寡”乃认为人心的欲望本来不多，却自以为本性多欲，如此只会徒增烦扰及纷争。《彭祖》说：“泰匡之愆，难以遣欲”便明白指出此点。宋子反对盈满过度的思想承自《老子》，《白心》对于此点颇为强调，如云“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昃，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又说：“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满盛之国，不可以仕；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4．见侮不辱：宋钘所欲除人心之囿，在内即自以为本性欲多，在外则为荣辱。荣辱之囿既破，则可使民无斗，故《天下》述其说为“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庄子·逍遥游》谓宋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即将世俗之非誉荣辱置之度外。葛瑞汉曾指出：“‘见侮不辱’的趣味在于它引起一个问题：个人的自我评价能否完全独立于他人的好恶。宋钘和庄子主张它能够独立而且应该独立。”[22]宋钘此说在战国中晚期影响颇大，所以荀子在《正论》区分义荣、势荣、义辱、势辱，强调“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欲破宋子此说；《正名》更从名实的角度，批评其说乃是“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
5．禁攻寝兵及非斗：宋钘对于当时战争连年，民不聊生的情形提出“禁攻寝兵”及非斗的主张，即《天下》所说“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韩非子·显学》所谓“设不斗争，趣不随仇”，《彭祖》所谓“毋尚斗”。《白心》主张义兵，谓“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亦与禁攻寝兵说相容（说见本书上编第三章第二节）。《孟子·告子下》并记载宋子晚年时，仍以实际行动游说秦、楚等大国休兵。(www.xing528.com)
6．正名：楚竹书《彭祖》偏重人道之论述，篇中倡导等级名分乃人之纲纪，必须遵守，简文说：“父子兄弟，五纪毕周，虽贫必攸；五纪不正，虽富必失。”《心术上》也强调“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解文谓“义”为“各处其宜”。此主张表现出宋钘兼容儒家学说的一面。宋钘上承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正名观，主张“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心术上》）[23]。宋子重视名、实（即所谓“形”）相应，其说直接影响尹文，如《尹文子》云：“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又云：“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并提出“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且重视人君密用之术及制法之势[24]，已初步从名实论过渡到法家循名责实之说，可视为宋钘之说的进一步发展。
7．人道与天、地之道并重，但主张人当取法天、地：此一思想上承《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心术上》经文谓“虚其欲，神将入舍”“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圣人无求也，故能虚”。而虚、静之原则正来自天地之道，故曰“天曰虚，地曰静，乃不贷”。《白心》也有人法天、地之说，如云：“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堕。”“孰能忘己乎，效夫天地之纪。”“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语若大明之极。大明之明，非爱人不予也。”楚竹书《彭祖》也说：“天地与人，若经与纬，若表与里”，不可偏废。但从简文中彭祖屡屡欲阐述“天道”之情形及耇老“未则于天，敢问为人”之语，可以推知在作者心目中仍以天道为尚。
8．初步提出“静因之道”：《心术上》由虚静推出静因之道，可视为对《老子》虚静无为说的发展。所谓“静因之道”即“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心术上》经文虽初步提出“因”“应”之观念，但全篇所重仍在“虚”“静”，解文则受慎到一派影响，大谈因循之论（参考本书上编第四章第二节）。此外，《白心》云：“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物，物至而名自治。……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以断事，知时以为度。”亦合于静因之说。
上述宋钘学说，第7项（人法天地）受《老子》影响，第3（情欲寡浅）及第8项（静因之道），为《老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第6项（正名）受儒家影响，第1项（白心）受子思学派影响之处（说详本书下编第八章第三节）；第5项（禁攻寝兵）似受墨家影响，但立论基础不同（说详下编第八章第二节）。
综合来看，宋钘学说融合道、儒、墨，而以《老》学为其根柢。若以汉人学术流派之划分，其思想当归入道家；《汉书·艺文志》将之划入小说家，主要着眼于立论形式（参考上编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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