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小说”一类之成立与战国至汉代传、说著作兴盛之学术背景有关。先秦诸子著作中，《墨子》有《经》《说》，《韩非子》则有《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以《韩非子》为例，其“经”的部分首先概括指出所要说的事理，然后用“其说在某事”的简单词句，略举传说条目为证；“说”的部分则把经文中所举的传说条目逐一详叙。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指为宋子学派著作的《吕览·去尤》《去宥》两篇犹留有此种经说分立的遗迹。顾颉刚云：“《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去尤篇》，末云：‘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此两事皆见《先识览·去宥篇》，一若《去宥》为《去尤》之传者。”[170]
在战国楚竹书中，也有不少属于儒家传、说之作品，周凤五曾指出，郭店《忠信之道》、上博竹书《从政》《昔者君老》与《论语》所记子张相关诸章关系密切，可以假设这些竹书是儒家后学传习《论语》的记录或《论语》原始材料的记载[171]。郭店的《语丛一》《语丛二》及《语丛三》为短小语录，其内容论性情、德行，与竹书《性自命出》《五行》诸篇相表里。李零认为，其形式类似古代注解，盖杂录先儒之说，以备诸篇之“说”[172]。此外，笔者亦曾撰文指出，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子羔》可能为儒家学者研习《诗·大雅·生民》之传[173]。
道家部分，上述《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三书，从其名称看，当属于黄老学派的传、说，其依附之对象可能即《汉志》之《黄帝四经》，以西汉前期学风尚黄老，其内容又不若小说家《黄帝说》浅薄，故未入小说家。马王堆帛书《经》篇之《观》《五正》《果童》《正乱》《姓争》《成法》《顺道》诸章假借黄帝与其臣力黑、阉冉、果童之问对为说，疑此篇非近世学者所盛称之《黄帝四经》佚篇[174]，而为《黄帝君臣》或《黄帝说》之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七章中有五章与力黑有关，而“力黑”即“力牧”[175]，《汉志》道家类有《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国时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亦与《黄帝君臣》同类，颇疑帛书《经》有关力牧诸章可能即取自《力牧》一书[176]。
此外，《韩非子·说林》丛聚短小传说，以为游说者之资[177]。郭店竹书《语丛四》以古代成语为谈资，专讲游说之道，李零、林素清将之命名为“说之道”，其内容与阴谋游说、纵横长短有关，可视为纵横家之“说”[178]。说体之功能本为“上说下教”，除作为学说传授之用外，亦具游说之性质，此点《文心雕龙·论说》所论最翔实：“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179]
下至汉代，经学昌盛，《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记西汉传、说、故、训多至七十余种，计一千三百余篇[180]，学者或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181]。汉初流行黄老之学，《汉志》载西汉《老子》之传、说亦有四部，计五十一篇。除了《汉志·六艺略》及《诸子略》所载经师及道家之传、说外，还有一类文献值得注意，即儒家类中由刘向所采之《新序》《说苑》之属及《淮南子·说山》《说林》二篇。后者性质近于《韩非子·说林》，但其内容少故事而多杂说，不少地方似是辑录当时的格言谚语，与《说苑·谈丛》、马王堆帛书《称》最为接近（详见本章第四节）。至于刘向所序《新序》《说苑》等书，本与小说家《百家》一书来源、性质相近，《百家》诸篇乃因“浅薄不中义理”而入小说家[182]。屈守元说：(www.xing528.com)
《说苑》的取材，十分广博，上自周秦经、子，下及汉人杂著，“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见《序录》），很像后代的类书。……翻开《说苑》的《君道篇》第一章便载师旷的话，说：“人君之道……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这段古代名言，便可能出于《汉志》著录在小说家类中的“《师旷》六篇”……名之为《说苑》，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韩非子》的《储说》和《说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就还有《世说》。这些以“说”为名的典籍、篇章，它的特点往往近于讲故事。《说苑》除《谈丛》以外，大多数的章节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通过故事讲明道理，一般还多采用相与往复的对话体。不仅有首有尾，而且短短的一段文字，往往波澜起伏，出现高潮。这可以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183]
小说家《师旷》之佚篇，除屈氏所举外，鲁迅也曾指出：“《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184]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齐景公问政于师旷章，疑亦取自小说家《师旷》。《后汉书·苏竟传》：“论者若不本于天，参之于圣，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李贤《注》以《师旷杂事》即兵阴阳之《师旷》，并说为“杂占之书”。笔者认为《师旷杂事》当为小说家之《师旷》，其为“说士作书”，并以“杂事”题名，其性质盖近于《伊尹说》《黄帝说》，乃杂记师旷之言行。至于《汉志》兵阴阳家之《师旷》，如其所言，当属“杂占之书”。
综上所论，《韩非子·说林》《储说》诸篇、《淮南子·说林》及刘向所编《新序》《说苑》，实小说之渊薮，其性质如鲁迅所云：“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幽缪。”[185]《说林》《储说》以其编入《韩非子》《淮南子》中而未被摒弃；《新序》《说苑》则因可借以感悟时主，有益教化而入儒家，皆得以传世，其命运自较《伊尹说》《师旷》《宋子》等书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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