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学派彭祖思想特征及归属探讨

陈斯鹏以为竹书《彭祖》乃先秦道家佚籍，赵炳清以此篇为稷下黄老道家之作品^[132]。周凤五更明确指出，全篇内容夹杂儒、道，篇中“心白身怿”一语和《管子·白心》及《庄子·天下》所述宋钘一派有关。他说：

第六简“心白身怿”四字，其用语、思想明显与《管子》书中的“白心”之说有关。然则本篇可能与“稷下”有关，不妨假设其为稷下学派的产物，或至少受到“稷下”的影响。巧合的是，《郭店楚墓竹简》以儒家典籍《性自命出》《缁衣》《五行》《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等六篇为主，与道家典籍《老子》三种同出，且在上述儒家典籍中也出现了“心术”^[133]“内业”^[134]等见于《管子》篇名的用语。众所周知，《管子》书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是稷下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料。上博楚竹书与郭店这两批竹简，反映的究竟是个别现象抑或战国晚期学术的共同趋势？值得深入探究。^[135]

今试从竹书的思想特征，具论楚竹书《彭祖》所属学派。

若将楚竹书《彭祖》放在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中观察，不难看出此篇的时代及学派归属。竹书之思想可归纳为以下七项要点：

1．以天地人之关系若经纬、表里，不能偏废，但仍强调天道。周凤五指出：本篇“主张似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从彭祖、耇老二人问答的过程来考察，彭祖所欲阐述的显然是‘天道’而非‘人道’。因此，本篇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不排斥道家，甚至有‘扬道抑儒’的倾向”^[136]。

2．论君王应无为。简文云：“倍者不以，多务者多忧，贼者自贼也。”即今本《老子》第57章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3．强调处世之敬慎谦恭，如简文云“毖于禘尝”“戒之毋骄”“慎终保劳”“悤悤之谋不可行”，篇中借彭祖之口反复申告远尤、远祸、远咎以及篇末“一命二俯”一段所论，皆有此意。先秦儒、道二家咸主张处世应敬慎谦恭，《老子》尤其重视这点，如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由上述三点可以确定竹书的思想基调为道家，当为服膺老子学说者所作。

4．倡导等级名分乃人之纲纪，必须遵守，即简文“父子兄弟，五纪毕周，虽贫必攸；五纪不正，虽富必失。”白奚曾指出，道家老、庄一派主张平等，并不特别强调伦理名分，稷下道家则颇以等级名分乃天经地义，必须遵守，如马王堆帛书《经法》《称》认为遵守名分谓之顺，违背名分谓之逆，对逆顺之道极为重视，并作了大量的阐述，如“五逆”“六逆”“六顺”“六危”等。《经法·大分》云：“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虽强大不王。……主两则失其明，男女争威，国有乱兵，此谓亡国。”《称》：“臣有两位者，其国必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137]由此可推论《彭祖》“五纪”之说乃援儒入道，作者与稷下道家有关。

5．重视“心”之认识功能，并涉及如何排除外在干扰，恢复心的本然状态，如简文“执心不芒”与“远虑用素，心白身怿”呼应^[138]，皆认为人应守心不昧，抛弃智巧而纯任本心。“白”可引申为“空素之意”^[139]。《说文》：“素，白致缯也。”引申为事物之本然，《庄子·刻意》云：“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白奚指出，把作为认识主体的“心”当作特定的对象来考察，标志着哲学认识的深化。战国中期前的《论语》《老子》《墨子》虽用“心”字，但都不是独立的哲学概念，要到战国中后期，庄、管、孟、荀等书均把“心”引入认识论，“心”才成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认识论关注的重点上，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学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来源及求知的途径等问题，战国中期后，则着重探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妨碍正确认识的因素是什么，二是“心”处于什么状态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关于后者，战国中期之后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主观的偏见和成见造成自我中心，导致认识上的偏差^[140]。宋钘提出“别宥”“白心”之说，深化了这方面的讨论^[141]。《庄子·天下》云：“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苛〉于人，不忮（伎）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142]别宥即去囿，谓人心有所拘囿，当辨而去之也^[143]。《吕氏春秋·去宥》《去尤》两篇为宋钘学派遗说^[144]，《去宥》云：“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凡此皆欲去除人心囿限，达到“白心”^[145]之目的，而与简文“远虑用素，心白身怿”意旨相通。周凤五指出简文“心白”一语与宋子一派有关，可谓只眼独具。战国晚期的荀子、韩非子虽然极力反对宋钘“情欲寡浅”及“见侮不辱”之说，但皆吸收并发展宋子“别宥”之理论，荀子所谓“蔽”，韩非所谓“前识”皆为人心之囿。(www.xing528.com)

6．认为少欲乃人之本性，反对过度的行为与要求。此牵涉简文“泰匡之愆，难以遣欲”的理解问题。简文是说泰奢盈满之行为，会使人误以己之欲为多，而难以遣去贪欲，成为人心之囿限。此二语隐含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的假设，合于文献中所述宋钘学说。宋钘所要破除人心之囿限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即人自以为本性多欲。《庄子·天下》谓宋钘“以情欲寡浅为内”，又引其言曰：“请（情）固欲置〈寡〉^[146]，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荀子·正论》：“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147]先秦诸子多主张在合理范围内节制欲望，宋钘则认为人的本性欲寡而不欲多。从这种观点出发，只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就没有贪欲，自然也就不需节欲^[148]。从人性实然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将人类欲求的差异性泯除，并将之降到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程度，所以荀子批评他“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见《天论》），“蔽于欲而不知得（德）”（见《解蔽》）。《荀子·正名》则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都是针对此点而发。《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虽未必同意宋钘人之情欲寡之假设，但其“养心莫善于寡欲”一语在修养论上颇与宋子相通^[149]。

7．反对争斗攻战，即篇末所云“毋尚斗”。前文论宋钘所欲破人心之囿，在内即自以为本性欲多，在外则为荣辱。荣辱之囿既破，则可寝兵无斗。《庄子·逍遥游》谓宋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同书《天下》谓其“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禁攻寝兵为外”。《荀子·正论》亦引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韩非子·显学》云：“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趣）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孟子·告子下》并载宋子欲游说秦、楚罢兵，以行动实践其反斗寝兵之主张。

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楚竹书《彭祖》当为宋钘一派遗著。《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150]从《庄子·天下》等先秦文献所述宋钘学说及楚竹书《彭祖》看，涉及养生者极少，盖宋子一派有取于老学者独多，钱穆已通过文献所述宋子之说与《老子》互相印证^[151]（见本书下编第八章第一节），此不赘言。

楚竹书《彭祖》出现典型的儒家思想^[152]，如“五纪毕周”之重视名分伦理，又如“一命二俯”一段暗引正考父铭（见《左传》昭公七年及《史记·孔子世家》），也颇让人怀疑此篇为儒家学者所作。关于前者，前文已指出，《彭祖》“五纪毕周”与马王堆帛书《经法》《称》维护等级名分之主张，皆稷下学者援儒入道之论；至于后者，则可举《庄子·列御寇》为说。《列御寇》亦引此正考父铭，但从正、反申说，其文作“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巨，再命而于车上儛，三命而名诸父，孰协唐、许”。简文与之相较，语句整饬，且在“一命”“二命”等句下加以论断之语。可见道家之寓言不独依托儒家孔、颜，亦取其言而改造之^[153]。战国中后期，因受政治大一统氛围之影响，各家学说尚融合，儒、道两大学派既对立又互相影响，著作难免印上他派之思想印记，且在部分论题上，二家往往皆有涉及。观《汉志·诸子略》儒家中有《内业》十五篇，稷下道家代表作之一的《管子·内业》亦以此为名，于此可思过半矣^[154]。

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之年代，李学勤有较深入的考察，他说：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因此，我们估计上博简所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155]

竹书的书写、流传年代必定晚于著成时代。由此推论，《彭祖》的著成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可能早于公元前340年）。宋钘之生卒年约数，据顾实所考为公元前382年至305年^[156]，适与上博竹书的著作及流传时代相合。本篇竹书从字体上看，应是楚国的文本^[157]。宋钘一派学说在战国中晚期盛行于楚，还有一项旁证，即《孟子·告子下》载：“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可知宋子曾入楚游说，然其说必定传布于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