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助力中央监督纠正地方政府的传播失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中央政府的民选属性也就决定了民众选择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多以中央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系统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争取舆论支持，以敦促地方政府的不作为。[28]PRTR体系由中央政府环保部门主管，地方政府呈报其所属地的企业环境信息，在公众参与的背景下，迫使地方政府改变其内在性和组织目标，很容易纠正地方政府的功能性传播失灵。
建立全国统一的PRTR数据库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它的权威性来自政府最高环境资源部门。企业环境信息数据由企业上报至各级地方政府，需要环保最高行政机构的管控，才能保障全国各地的数据汇总到统一的数据库中，从而保证企业污染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与信息的完整性。对于地方政府未按照要求上报或公开数据的情况，环境资源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问责。新《环保法》第67条规定了上级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对下级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监督权力，并且可以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直接做出“越级处罚”，变成一种行政监督行为，具有强制性、规制性和效率性，社会组织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都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最高环境资源部门必须成为PRTR全国统一数据库建设的管控者，通过其行政手段能够把地方政府监控企业的环境信息汇总到一起。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TRI制度、欧洲E-PRTR以及日本的PRTR制度等都是依靠政府最高环境资源部门的行政力量来保证信息收集的权威性与统一性，而不是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社会化组织。
结合我国的实际，须重建企业环境信息的有效传播。我国的PRTR制度建设是由一个多元素相互作用的体系构成的（见图8）。它以建立对公众开放的统一PRTR数据库为核心。该数据库应由政府最高环境资源部门管控以保证其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权威性，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承运以保证其信息内容的科学性。信息公开法规和有害化学品清单规定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力图使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可计算、可知晓、可交换、可负责，地方政府监督企业信息公开并将环境数据上报至环境资源部。政府机构、市场组织、媒体、公民、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等主体的加入丰富了公众参与的形式，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中的各类传播失灵。
图8 我国PRTR体系重建有效传播的逻辑示意图
【注释】
[1]《蓄势待发——2015—2016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26页。
[2]洪大用：《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3]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69—93页。
[4]Toxic Chemical Release Inventory Reporting Forms and Instructions（Revised 2012 Version），Washington DC：Offic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oxics（USA），EPA，2013．
[5]赵小进、刘凯、陈红燕等：《美国TRI制度对中国PRTR制度实施的启示》，《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年第2期。
[6]Hamilton J．，Regulation through Revelation:the Origin，Politics，and Impacts of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Progr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53．
[7]《格局创新——2014—2015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5年，第51页。
[8]A Tool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uidance Manual for Governments，Paris：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6，p．85．
[9]曹红艳：《环保大数据呼之欲出》，《经济日报》，2015年7月1日。
[10]徐丽莉：《〈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中国环境报》，2016年3月14日。
[11]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2015年11月2日。
[12]《携手共享蔚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5年度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4页。
[13]张天潘：《环境信息：没有什么不能公开》，《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6日。(www.xing528.com)
[14]Coase，R．，‘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i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 1960，Vol．3，pp．1-44．
[15]Williamson，O．，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Y：The Free Press，1985．
[16]王积龙、张渠成：《有害化学品清单在环境信息公开中的管理与演进逻辑——以美国TRI数据库为个案》，《新闻大学》，2016年第5期。
[17]Wolf，C．，Markets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RAND Corporation，1986，pp．15-17。
[18]James T．Hamilton，Regulation through Revelation:The Origin，Politics，and Impacts of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Progr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78．
[19]James T．Hamilton，Regulation through Revelation:The Origin，Politics，and Impacts of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Progr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7．
[20]TRI-Listed Chemicals，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https：／／www．epa．gov／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program／tri-listed-chemicals，2017年3月1日。
[21]王华、郭红燕、黄德生：《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环境管理》，2016年第1期。
[22]于相毅、毛岩、孙锦业：《美日欧PRTR制度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环境科学与技术》，2015年第2期。
[23]Changes to The TRI List of Toxic Chemicals，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https：／／www．epa．gov／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program／changes-tri-list-toxic-chemicals 2016年11月28日．
[24]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http：／／prtr．ec．europa．eu／＃／static？cont＝about，2017年3月3日．
[25]Maher Z．，‘Investigating Citizens'Experien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PCS）and the Role of Media in Contributing to This Experience（A Case Study on Isfahan Citizens）’，Global Media Journal，2015，13（24）：1-30．
[26]Karkkainen B．C．，Information 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RI and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Precursor to a New Paradigm．Geo．LJ，2000，p．332．
[27]Longnecker N．，‘An Integrated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More than Providing Evidence’，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6，15（05）．
[28]汪永晨：《西部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载于汪永晨：《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卷）》，2007年，第122—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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