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美国环境新闻研究文献表明，最早于1957年美国研究者发现因缺乏专门科学知识和专业全职记者，媒体无法有效地传播环境科学以满足受众对环境知识的需求。[162]虽然后来美国环境新闻发展迅猛，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均配备专业全职环境新闻记者，做出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研究者指出，环境新闻报道中仍存在令人担忧的知识错误，如科学家们批评科学知识并没有正确地呈现在新闻报道里、[163]记者未能承担起科学环境知识传播者的社会职责、环境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各种错误，等等。
调查显示，美国有近半数的环境新闻记者毕业于新闻传播专业，而并非环境科学以及相关专业，[164]记者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储备是导致其相关报道常常出现错误甚至误解和曲解科学家的首要原因。如一项针对汞污染新闻报道的研究指出，许多科学家在新闻中发现不正确的报道，部分原因是因为新闻记者对汞污染知识的缺乏。[165]因此，扎实的科学与科技知识基础对于能够正确无误地报道环境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166]尽管多数记者并非毕业于环境科学相关专业，但在职的科学培训，或在工作中的自我学习对提升其环境科学报道能力与质量有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记者从业环境报道的年资，与其环境知识呈正相关，记者从业时间越长其知识储备就越丰厚。[167]甚至，有研究者指出，“环境记者要扮演好科学知识传播者的角色，在职场上多年的经验累积可能比正式的学校教育来得重要”。[168]但令人担忧的是，多数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科学知识素养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低估了自己对于专业知识的需求。[169]
恰如所霍尔强调的，消息来源是社会事实的首要界定者，新闻记者仅是次级界定者，其任务不过根据消息来源的暗示，将社会现有阶层与权力关系制成符号。[170]环境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如何使用消息来源影响其报道的科学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就揭示美国旧金山环境新闻报道中，40%的内容来自公关人员，另有20%则改写自新闻发布会。[171]后续研究不断印证这一现象并深入发现，公关公司曾提供环境新闻记者一些未经其他科学家认可的信息，充当为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甚至为相关产业行会工作的公关公司，曾经召集科学家质疑气候变化研究所提出的科学证据。[172]研究者们纷纷指出，非专业的新闻来源错误地引导受众，并造成受众对科学知识的误解。[173]新闻记者过度相信非专业的消息来源，导致科学家们建议记者在气候变化议题上需要科学知识的提升。[174](www.xing528.com)
以往针对中美环境新闻记者新闻生产的研究文献仅有中美两国单方面的研究，而且美国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中国环境记者研究基础薄弱。中国知名环境新闻记者汪永晨等人自2006年开始连续出版中国环境新闻记者的论著，积极探讨中国一线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状况，提出公众参与对新闻生产、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NGO组织与媒体联姻的必要性，探索绿色金融信息公开之外部规制建设等系列观点；[175]还对中国环保NGO进行调查，并提出诸如目前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中媒体与环保NGO共生双赢等观点。[176]
不过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的层面，对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调查研究尚付阙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以印度为主导的南亚国家环境新闻记者对环保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强调第三世界国家记者报道环境问题离不开关照底层人的生存，指出无差别地过度强调科学性与全球气候变暖，在实践上抹杀既有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与消费秩序，在文化上带有浓厚的“环境东方主义”的色彩。[177]但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少，而且也都是基于第三世界本位思想所进行的单面相的批评，没有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时难免陷入单一化和片面化的窠臼。因此，本研究不仅为国内首次对环境记者的新闻生产进行实证研究，而且也为首次对中美环境新闻记者的新闻生产进行比较研究，从比较的视野来探讨中美环境新闻记者的专业背景、在职学习、消息来源使用对其气候变化知识与报道的影响，并基于深生态与第三世界生态批评的视角探究这些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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