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位居世界前两位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158]新闻记者是重要的环境问题守望者与教育者，他们不仅通过大众传媒与新闻报道唤起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注意，而且“透过接触第一手最新的科学研究报告，将气候变化信息传递给受众”，进而促发人们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159]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美两国环境新闻记者气候知识的差异，从而探讨中美两国环境记者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在政治上的态度，为记者的公共参与中的传播失灵之原因提供科学参考。不仅探讨对环境新闻生产的理论意义，而且探究其跨文化审视的实践意义。研究主要聚焦于中美环境记者气候知识和气候报道。这里的“气候”是特指全球气候变化，它是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即经过可测量的科学方法的研究而证实的发生在地球上的气候改变。[160]本研究将中美两国同行有关气候报道知识的各项指标放在一起比较并分析其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气候变化知识的形成过程，还包括气候变化知识的储备以及如何报道气候变化等问题。(www.xing528.com)
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究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环境新闻记者在气候报道知识方面所依托的特殊国情以及所秉持的独特话语体系，即以中西对话为本位来阐释中美两国记者在气候报道知识形成、既有知识能力等各项指标体系之间的差异。福柯认为知识生产是一种权利，研究知识也就是用一种类似考古学方法来探索知识的历史形成过程。因此，知识所体现的意志就是权力所体现的意志。[161]由此来看，气候报道知识是依托于西方媒体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并推向全球。笔者将以第三世界环境新闻记者为基点，秉持中西环境记者平等对话的态度来重新阐释中美两国环境新闻记者之气候报道知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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