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范围并不限于利益相关方群体，而是最广大的潜在参与者，[147]包括最广大的个体、社区、群体和机构。环保组织作为第三方机构，代表公众利益发声。新《环保法》对公众的定义范围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且规定了环保部门和企业接受包括环保志愿者、环保组织在内的公众监督。多方主体联合有助于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参与。并且，多数情况下，从行政和政策出发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较为艰难，进展有限，社会与市场手段则更为直接有效。
（一）环保组织与媒体的舆论联姻
环保组织依赖媒体传播其环境主张，利用舆论力量推动企业整改。我国环保组织资源有限，而媒体拥有大量社会资本与资源，两者联合推动舆论监督是当下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成功经验。IPE成立初期，自身影响力有限，难以推进污染地图的信息公开，直到在汪永晨女士牵头举办的“绿色记者沙龙”上发布水污染地图后，得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世昕的重视和报道，此后引发广泛报道并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多家500强企业找到IPE谈判。据王晶晶女士回忆，当时某企业[148]质疑IPE目的不纯，并试图利诱其撤回或更改数据。但IPE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第三方，坚持对方只需对其供应链污染进行整改，最终双方达成共识。该企业对其供应链污染进行整改，此后更多次咨询IPE的专业意见，实现信息公开。
环保组织的专业性为媒体提供支持。环保组织作为第三方，为媒体提供信息源，并且媒体在环境问题上缺乏专业性，涉及专业知识时需要环保组织提供协助。IPE发布PITI评价等调查性报告并主动公开于官网中，为大众媒体提供新闻。马军多年来除作为民间组织代表外，在发生环保事件时更多以环保专家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在成为职业环保人之前，马军曾经在《南华早报》等媒体做过记者，也在环境咨询公司当过信息员，因而在看待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既有媒体视角又有专业性。他曾获得“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称号，更因其在中国开创了污染地图数据库而获得“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接受媒体采访，向媒体直接提供环境信息以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是几乎所有社会组织的常态。
媒体的NGO化是中国环保组织发展的过渡阶段，未来亟待转变。环境记者渐趋NGO化，在环保组织中往往深度参与，部分群体身兼媒体记者和NGO召集人的两栖身份。[149]绿色选择联盟的成员“绿家园”的召集人汪永晨便是身兼数职，IPE创建者马军曾经也有过媒体工作经历。既是监督者，又是参与者，界限模糊。有专家表示，第一代、第二代NGO中媒体人较多，这是发展中的过渡，也是必然产生的现象。新生的NGO要越来越专业化，坚持第三方的、纯粹的NGO是未来的主导方向。[150]
（二）联合其他环保组织推动企业整改
国内环保组织抱团有助于提升舆论监督效果。这一点在IPE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中得以验证。首先，IPE与其NGO伙伴共同推动多个行业企业改善环境表现。自2007年起多次共同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先后推动IT和纺织行业运用污染地图控制污染，建立绿色供应链以推动供应商减排；针对上市公司成立绿色证券、绿色信贷项目，以投资杠杆推动企业改善环境表现。具体来看，在2016年与绿色江南等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了针对丰田汽车、迪士尼等品牌供应链污染的调研。《法制日报》对丰田汽车供应链污染事件进行了报道，[151]且被新华网、凤凰网、搜狐新闻、新浪网、网易新闻等多家新闻网站转载，引起了较广泛的讨论。其次，地方环保组织对其所在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以补充IPE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的需求。安徽绿满江淮等7家地方环保组织及南京大学研究机构于2016年运用PITI评价标准完成共68个城市评价，使得该报告最终覆盖城市高达188个；[152]合作完成国控废气污染源的定位；[153]地方环保组织及其志愿者积极参与蔚蓝地图App中的“举报黑臭河”活动，IPE更专门为其开发后台进行历史记录管理。总体来看，国内环保组织抱团联合形成强大舆论压力，能够帮助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参与。(www.xing528.com)
国内与国际环保组织的合作同样有助于推动舆论监督。IPE与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CITI），并连续多年针对中国100多个重点环保城市开展调研，并发布了8份PITI评价报告、4份CITI评价报告；面对大量纺织企业超标违规造成水污染的状况，IPE联合多家NGO对知名品牌进行沟通，最初较多企业消极回应，而另一国际NGO发布了《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予以声援；曾经引起极大舆论讨论的苹果公司在华供应链污染事件中也有国际NGO的参与。这与马军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也进一步说明国内环保组织可以与跨国环保组织之间合作，实现共赢。
（三）品牌利用PRTR数据库，推动供应链整改
环保组织与企业合作推动绿色供应链。一方面，污染地图给企业带来了舆论压力，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环境整改以“撤销”名字。IPE在2015年与553家企业针对环境监管记录进行沟通，其中145家企业采取了积极措施改善环境表现。[154]并且IPE倡导绿色选择项目，以订单为筹码，形成零售商—企业—供应商的施压，倒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企业家组织和环保组织联手推动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在针对超标违规纺织企业的调研中，部分企业积极回应，甚至加入“绿色选择”，与IPE合作推动绿色供应链的实现。溢达是第一家正式加入绿色选择的企业，并且利用其品牌影响力和订单压力推动了南通衣依的整改与审核；NIKE是最早正式加入绿色选择的跨国公司，坚持使用IPE的数据库开展供应链管理，并且将其延伸至材料供应商。2016年共有64个品牌通过蔚蓝地图数据库推动796家供应商企业与环保组织沟通并进行整改。[155]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对实现公众参与以促进环境改善有较大积极作用。
环保组织与品牌合作推动供应商填报PRTR数据库。IPE开发的PRTR数据库得到了包括阿迪达斯、苹果和三星等在内的跨国知名品牌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IPE研发的标准得到了国际认可。国内某电子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被要求需提供PRTR填报记录，该企业将IPE这一填报记录和评价标准送审后，得到对方承认并准许进入市场。但是，IPE建立的PRTR系统，也仅能搜集自愿填写的企业的环境信息，还缺少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比来看，欧美等国在法律规范上有较为完善的规定，例如企业需要强制性申报其环境信息、较为健全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清单，多样的公众参与形式等，为建立我国的PRTYR体系提供经验借鉴。
（四）以统一数据库为基础进行多种主体的公众参与
PTRI数据库是IPE取得公众参与产生舆论监督之效果的基础。2006年成立的IPE，并不是国内第一批环保组织。以数据为基础、借鉴国际经验的运作方式，使其后来居上。但数据库并不完善，存在大量缺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IPE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IPE主任马军的个人影响力是IPE取得目前成功的一大关键。无论是在IPE成立初期，还是在长期运营中，马军通过个人纽带建立的与媒体、政府、企业的关系是IPE能够促进多方主体参与的一大助力。而IPE长期与最高环境资源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也是IPE能够成功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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