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是行为的基础。风险感知处于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中间部分，是提升公众参与质量的关键环节，是提高风险管理政策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基础，直接影响风险传播的效果。因为风险感知在风险传播中近乎是一种现实。[22]研究者认为“风险”意味着“死亡的概率”，预期生命年轮的缩短。[23]因此，“风险”变成公众的风险信念时才有可能变成风险管理的决定。诸如健康传播中的健康信念模型（the health belief model）和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就是这些理念的代表。[24]事实上，在风险感知过程中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并非易事情，国际学术界很多方面的研究都很难令人鼓舞。
首先，即使在自身健康领域，公众对风险的感知都不令人乐观。在多数资源匮乏的撒哈拉非洲国家，乳腺癌对多数妇女来说并不引起她们的注意，直到病情已经相当严重、疼痛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去看医生。女性对乳腺癌风险的感知本应该很早就能获取，事实只有到夺人性命的时候才被女性真正感知到。[25]这种公众低水平的风险感知大大地抬高了这些国家乳腺癌的死亡率，增加了各类健康成本和政府负担。有学者按照经济收入进一步把肯尼亚妇女分为中等收入家庭、城市低收入和乡村收入家庭，发现在乳腺癌知识上有所差异，但在风险传播中对病情的早期风险感知与早期治疗态度上，都不乐观。[26]以发达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同样有很多问题。在面向美国密歇根州女性调查的356份有效样本研究发现，高达51%的人回答没有估计过有关乳腺癌的风险；在乳腺癌的知识答题中，仅有19%的人答对所有问题，有65%的人答对知识题的一半。这个群体在美国女性中属于高知识群体，主要样本为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的成员，有46%的样本获得学士以上的学历，还有26%样本从事专业的医学工作。[27]事实上，美国女性的乳腺癌的概率为13%，这份研究的各类数据也让人有些失望。这意味着关乎个人生命健康方面，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是比较低的，哪怕涉及身家性命都概莫能外。
其次，亲身经历、地理接近等条件在风险传播中也不能明显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能力。有学者把风险感知分为直接经验与二手信息这两种差不多的形式，认为直接经验和居住环境对其关注和认知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决定影响。[28]然而，更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否认这种说法。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居住区域环境脆弱的风险，在居住地居民面对海平面上升的风险传播中，研究者发现这些亲身经历者在理解海平面上升的风险感知方面是困难的，他们甚至认为这种风险在时间上是暂时的、在空间上是遥远的，哪怕他们同样表达了对这些风险的恐惧、绝望与失落。[29]对于遭遇洪水的受难者研究发现，在遭遇大洪水期间对公众进行风险感知教育是最好的时候，公众对于洪水的风险感知会明显地提高。不幸的是，当洪水退去，再去进行公众的洪水之风险感知教育会发现又回到了之前的平均水平。[30]有研究者引入社会距离推论（social distance corollary）理论来研究亲身经历与第三者言说之不同渠道的环境信息传播的效果。[31]这一假说强调风险感知中地理位置接近性之重要。然而，更多的研究却否定了这种结论。比如，有学者对瑞士洪水经历者的研究[32]、对土耳其社区居民与预防灾难的风险意识与准备之培养的研究，[33]以及对冰岛南部生活在火山口下的居民进行火山风险感知的研究，[34]都基本否认了亲身经历、地理位置接近等条件能够提高公众在某些方面风险感知能力的命题科学性。
科学知识在提高公众风险感知方面作用有限。作为科学传播的一部分，有关环境与健康的风险之感知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它与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国际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这一要素，并对此做过认真的实证研究，并在诸多的研究中否定了两者必然的正相关关系。有研究者发现即使知识沟理论在公众的社会与政治议题上的得分与其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但是在健康与环境等科学内容上的得分跟教育程度之间只存在着极其微弱的相关性。[35]对美国公众的气候变暖之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公众的科学知识理解程度高并不能带来气候风险的更高的关注度。[36]在一些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里，研究者甚至强调风险传播中，信息的传播方法、呈现形式、测量、历史记录等，都比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科学素养重要。[37]与科学素养相比，研究者更强调视觉要素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照片、图标、说明示意图、地图等视觉传播手段能够更好地说明科学概念，特别是与地方性、公众熟悉的问题相联系能够帮助公众理解风险。[38]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风险传播中，受众的数学知识水平一定程度地影响其风险感知和知识获取，而数字的传播运用技巧会在传播效果中更明显。[39]研究者认为，气候变化类的知识是很难理解的，它的各类风险主张不仅普通公众难以理解和拥护，在美国科学家中也同样如此。[40](https://www.xing528.com)
多样的信息环境讨论形式有利于公众提高环境风险的感知水平。有研究发现，在传播与气候变暖相关的信息中心，要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知识与风险感知水平，就需要把公众置于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这些复杂信息环境的特征包括关于某一话题（如气候知识）信息的复杂性、多样信息的可接触性、信息与读者的相关性、信息观点的对立与可辩性等。[41]在风险认知方面有学者认为，多样的信息涉及受众的情感要素，或称为“愤怒”要素，包括自愿性、公正性、熟悉性与道德要素等，这些都会提高公众对于特定风险的感知。[42]通过讨论可以提高公众对于科学风险的理解与感知。人与人的讨论可以让新的知识与既有知识之间形成对话，推动个体对科学世界的进一步理解。与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交流讨论都会增加这种对于科学信息与风险的理解、感知能力，因为媒体提供的纳米与科学的信息针对的是一般大众，深度讨论会进一步强化各类科学信息，以至形成信念。[43]在环境与健康传播中，人与人之间的讨论是个体获得与此相关科学信息的重要渠道；[44]有的研究发现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在对环境问题的传播过程中，他们和父母、伙伴们之间形成的讨论，能够影响青年的日常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45]一些研究认为公众对于自身风险的评估最好的途径是通过一个有目的的信息沟通专题集会，人际讨论是其重要的形式。[46]在女性公众的健康风险感知方面，研究者发现女性的风险感知能力明显地受到她与别人讨论的影响，讨论越多，风险感知能力就越有提高。[47]
不同的政治思想与宗教信仰能够形成公众对于环境风险不同的感知水平。气候知识及其风险感知获取方面的研究发现，公众在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上的偏向远比教育程度、科学素养以及人口统计学诸要素的影响大。[48]在接收同样信息的环境下，公众获得的环境科学知识与风险感知能力依赖其政治意识偏向的不同而有差异。[49]针对美国公众的电视收视习惯研究发现，共和党偏向与民主党偏向及中间派，在获取全球变暖信息时的传播效果各不相同。[50]有研究发现宗教信仰要素会有不同的风险感知、价值倾向（value predisposition），并在纳米技术政策的支持和反对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通过电话对1 015位美国公众的调查发现，高宗教信仰个体比低宗教信仰个体更愿意支持政府的纳米技术基金项目。[51]有研究者进一步把这一类问题延伸到信源的信任维度上来，认为在环境风险的传播中，最终是信任问题影响了这类风险的感知。[52]有研究认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会对同类信息产生信任，从而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53]对于世界范围的公众来说，是否理解全球变暖及其风险，支持和拥护的比例相差很大。2007—2008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公众的赞成率为49%，与英国的48%相当；但与德国的59%、加拿大的61%、意大利的65%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与强调建构主义新闻（instructive journalism）的瑞典之65%、与南美具有军人控制媒体传统的阿根廷之81%、与强调集体主义的日本之91%相比相差更远。[54]这些数据表明，公众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理解、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有较大的关系，而公众的科学素养起着非常有限的作用。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有学者从风险传播演进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这个更宏大的视角给出解释。[55]研究者认为风险传播的第一个阶段为强调科学特征与专家优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风险传播的特征是单向度的，强调信息从科学家流向公众与非科学家的过程，对于公众的风险感知、公共诉求并不关切。[56]在风险传播的第二个阶段，传播学界逐步发现公众并不总是愿意听科学家或者专家的意见，于是风险传播开始转向风险传播中的劝说领域的研究，并开始发现信任与可信度在风险传播的研究中被忽视了，以此为课题进行大规模研究。[57]在风险传播的第三阶段，有研究认为当前的风险传播研究属于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风险很大程度来自社会建构，在这个社会建构的环境里信任对公众的风险价值取向起着主要的建构作用。[58]这一演化经历了传播从单向到双向、从科学传播到社会化传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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