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是在全国范围内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社会化组织，并初步建立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这里将IPE作为第三方监督的实践纳入科学传播框架中，来研究这一监督形式的优势与问题。这是透过另一个视角来分析结构性功能传播失灵的科学依据。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属于科学传播的范畴，传播过程中环境信息的科学性是其基础。据此，依据学界已认可的科学传播要素模型与效果模型，重构偏重要素与效果的科学传播双重模型，以考察IPE建立的数据库在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中的优势与不足。
（一）IPE数据库在科学传播效果模型中的重构
首先，IPE数据库的传播实践已经具备科学传播结构模型基本要素。IPE数据库首先包括科学信息（或包含科学信息的科学共同体）。科学传播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和媒体、公众、政府之间，科学产业界和公众之间，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和公众之间，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传播”[34]。科学信息基本囊括了科学共同体、政府乃至媒体作为信息源头的这些基本要素。IPE开发运营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数据来源于各级政府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包括“报刊、广播、电视、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公开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基本保证了信息来源的科学性。
其次，IPE数据库是具有第三方媒体参与的媒体传播平台，是环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IPE数据库是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与运营的，其网络技术建立在Ushahidi系统上，将环境数据以污染地图的形式呈现，具有定位、查询、推荐等功能。IPE数据库拥有网页、蔚蓝地图App多种传播方式。此外，IPE具备较好的受众基础。环境数据对普通受众而言有其专业门槛，直接接触数据会出现“知识沟”。IPE数据库能够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了解全国空气、水污染现状，缩小知识鸿沟。IPE数据库基本满足了科学传播中科学信息源、传播介质及受众的基本要素。
IPE数据库的传播可以放在科学传播效果框架下变得更完整。受众对科学信息的信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是人们能否获取或接受科学信息的标准。信任来自信源和渠道的科学性[35]，体现在科学信息内部信任度和外部信任度两个方面。内部信任是指信息内容的完整性；外部信任是受众对外部世界的接受程度，是基于现状做出的对未来的预期。[36]借鉴科巴拉（Koball）、坎普（Kemp）和埃文斯（Evans）[37]的三维科学素养地貌[38]和伯恩斯（Burns）、奥康纳（O'Connor）、斯托克麦耶（Stocklmayer）[39]提出的登山模型[40]可知，不同个体的科学素养领域在高度和广度上都存在差异，造成受众对科学信息的接受动机与需求存在层次之分，趋向多元化。科学传播是不同传播主体与受众基于科学信息的互动过程。因此，需要从不同层面满足受众需求，实现外部信任度。
尽管IPE数据库的科学事实是传播的基础，但是仅仅提供环境数据的简单传播作用不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还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南希（Nancy）在其文章中以植物的成长作比喻提出科学传播的科鲁（koru）模型，认为接收科学传播信息后的内化身份认知是科学传播的最高效果。[41]科鲁模型提出科学事实是传播效果的基础（土壤），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根系）转化为与个体相关的信息，经过外部因素（文化、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等）作用于内部因素（信仰、态度、意识、影响、理解、技能等），从而使得科学信息形成内化的身份认知，最终对个体科学决策产生影响。
科学传播的定义及登山模型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结构，并从受众角度出发，关注互动方式；而科鲁模型更强调受众对科学信息的接受效果，并提出了外部环境这一关键因素两者都强调了传播的阶梯式效果。但前者没有讨论如何提高传播效果问题，后者则更多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借鉴以上模型，结合IPE数据库进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现实考虑，此部分重构了科学传播效果模型图（见图4），对科学传播的基本要素及互动模式进行整合的同时，基于受众不同动机和需求提供不同传播方式，对于如何提高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效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图4 科学传播效果诸要素的模型图
有效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需要以IPE环境数据的内容完整性为基础，通过科学体验、科学对话、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科学与受众的互动，从而达到受众对科学信息的外部信任。IPE数据库的环境数据来源于政府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渠道，保证了数据来源的科学性。此外，IPE数据库的各种指标体系等为科学体验提供基础；蔚蓝地图App中公民对空气状况的自测功能可以形成科学对话；IPE连续多年发布针对各个行业的调查报告以尝试进行公众参与。通过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传播方式，IPE试图达成公众对环境信息的内外部信任，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现。
在传播环境数据之外，IPE通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等以刺激受众环保意识，试图从文化、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层面影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效果。但是由于力量有限，实际效果仍有待提升。有效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将科学事实（环境数据）转化为与受众相关的信息，经过文化氛围（社会整体环保意识）、社会规范（社会认知和道德体系）和控制系统（政府监管与法律体系）的影响，与受众自身需求、态度等内部因素一起形成对环境信息的内化身份认同，最终促使受众做出环境科学决策。实现层次越低，传播效果越弱；反之，则效果越强。
（二）IPE数据库在科学传播框架下的有效传播
1．IPE数据库已经初步具备内部信任
IPE数据库的环境信息需要保证空间上的完整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数据完整性是数据库进行数据匹配的基础。[42]IPE数据库收录了31个省份、338个地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环境排放、污染源监管记录以及企业强制或自愿披露的信息，至2015年12月企业监管记录已超过22万条，为数据库的信息化运用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并且IPE数据库记录了最新监测数据，受众可直接查询所在城市空气、水质情况及废水、废气污染源分布状况。对空气污染的监测包括AQI、PM2．5、PM10、CO等指标，废气源主要对“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进行监测，废水源污染物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p H值”等。IPE数据库在保证信息的内部信任度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科学数据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正如IPE创建者马军所言：“环保最终还是要回到数据，这是讨论问题和探讨解决办法的基础。”[43]在监测相关污染物排放数值之外，还可以看到该监测数据属于哪一次污染源监测任务，是否达到了排放标准，这些工作都为解决环境问题创造了科学数据基础。查询污染地图数据库发现，上海2016年11月17日空气质量指数均值为35，全国排名27；废气源共33个，其中超标2个；废水源共112个，其中超标2个。上海金兴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当日化学需氧量分别为1 533．40和108．01，远超过60的正常标准。如果能够真正实现全国环境信息的统一发布与共享，保证数据库资源的全面性，乃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一大突破。
2．IPE数据库初步尝试进行科学传播中的科学体验
IPE污染地图数据库以网页、“蔚蓝地图”App等多种方式呈现，更便于获取实时公开的空气质量、水质和污染源的监测数据，满足受众的体验需求。科学体验的过程面临因环境信息的专业门槛产生的知识沟。有研究表明，受众对信息的判断更多取决于快速认知和语境线索，而不是仔细权衡科学证据。[44]当受众面对有争议性的话题时，会更容易相信易于理解的一方，即“安逸效应”。[45]因此，需要将认知性主张转化为解释性主张，增加传播内容的易读性，将专业、科学的研究和理性、抽象思维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运用多样性展现形式促进快速认知。
对此，IPE将搜集的环境信息汇总到移动应用平台中，通过各种指标体系让受众获得科学体验。在了解具体污染状况的同时，蔚蓝地图App上还开设“百科”栏目，将环保相关概念按水、大气、土壤污染和气象、环境纪念日等不同类别进行分类，对于“硫化物”“p H值”“氮氧化物”等相关控制指标的具体属性和对健康的影响进行解释，以使受众有不同的科学体验。官方网站更新改版后，将最重要的环境地图呈现在首页，公众点击后一块巨大的污染地图展现在其面前，各类污染指标呈现在地图上，使其直观地感受到周围的污染威胁所在。此外，IPE在调研报告中运用大量可视化图表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呈现。尽管数据库呈现的环境信息可以满足受众的基本科学体验需求，但很难达成与科学的互动交流，传播效果有限。因此，基于多方主体互动的科学对话能够满足受众理解科学的更高需求。
3．IPE数据库尝试进行科学对话
蔚蓝地图提供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自测功能，是实现科学对话的重要方式。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负荷着在产生过程中的情境和利益结构的印记。[46]科学是科学家的产物，受到资金来源等因素的影响，科学家无法真正做到中立。以上海市2016年11月20日19时的空气质量为例，此时在蔚蓝地图上自测空气质量指数为54，等级良，但同一时间查询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和环保部官网的实时数据都为33，等级优。三者数据的异同，是科学不中立导致的结果。这三种有差异的数据，就形成了科学对话。“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科学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科学的身上”[47]。
科学的不中立导致受众信任下降，实现科学对话才能增强受众信任。科学话语权往往被各种利益相关方所占有，如政府机构、科研机构、科学投资方乃至科学专家等，他们对科学的释义会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48]正如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所言，人们对物质和物质工具的需求是促使人们去做科学发现的动力。[49]受到权益集团的影响，现代科学已走出“为科学而科学”的象牙塔。科学的不中立导致受众对环境信息的信任下降。而作为传播基本渠道的大众传媒，由于记者专业水平有限[50]、没有把握好科学语言与大众语言的缺陷[51]、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等原因，导致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信任下降。因此，只有实现科学对话才能够增强受众信任，达成较好的传播效果。IPE是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化组织，在蔚蓝地图App上提供的自测功能帮助公众利用科学手段完成空气质量监测。而监测结果与其他数据源有一定差异，正是实现科学对话的意义所在。
4．IPE数据库努力实现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实现有效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关键。科学体验、科学对话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认知和理解奠定基础，现行《环保法》也赋予了公众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权利。但公众是否做出相应的科学决策，以实际行动监督污染企业，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对数据进行信息公开的基础上，IPE联合其他社会化组织针对各地区具体环境状况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增加环境信息中的公共利益可以促进公众参与的实现。[52]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合作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CITI），连续多年对全国100多个重点环保城市进行评价，发布了多份评价报告，如2016年与绿色江南、淮河卫士联合开展对迪士尼供应链环境管理的深入调研；发布针对工业企业重金属污染的7期调研报告，如2016年与绿色江南共同发起了针对丰田汽车供应链污染的调研。《法制日报》对丰田汽车供应链污染及环保组织遭遇零回复事件进行了报道[53]，该文章被凤凰网、新浪网、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新华网等多家网站转载，引发较广泛的讨论。IPE与多家社会化组织共同发起环保倡议，在引发众多媒体关注与报道的同时，也促使普通公众了解自身所在地区的水、空气污染以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纺织、IT产品等带来的危害，激发公众参与。而IPE在蔚蓝地图上呈现的运动、穿衣、雨伞、化妆指数等生活提示，从微观题材入手，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衣食住行、身心健康等有关的环境知识，以培养受众的环保敏感度。
IPE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渠道。IPE与其他社会化组织自2007年起曾多次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并形成绿色选择联盟，呼吁消费者选择环境表现优秀的企业和产品，利用手中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环境表现，推动企业转型。目前绿色选择联盟已有包括自然之友、自然大学、绿家园志愿者等在内的53家环保组织。此外，公众作为社会“公募基金投资者”，可以在金融投资理财时选择环境友好的企业，推动绿色投资项目的建立。在蔚蓝地图App上，公众不仅可以根据定位功能查询自己周围污染源详细情况，还能将污染信息分享至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更设置了“微举报”功能，可直接通过微博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企业违规行为。“蔚蓝地图3．0”中，增加了生活服务类信息比重，同时新增分享墙、绿色品牌和公众参与模块，公众可以随时拍照上传“晒蓝天”或“晒污染”，加大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便捷性和可能性。这种“互联网＋环保”的方式让公众了解身边的风险源，同时实现了公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IPE数据库在科学传播框架下的传播失灵
IPE坚持科学数据先行的传播特点，规避了以往环保信息传播中理念先行的误区。在传播过程中做到传播方式的客观中立，并服务于社会实践，为实现传播信息的科学性做出努力。然而，IPE污染地图数据库在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上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才能纠正现有的传播失灵。
1．科学信息内部完整性的不足
IPE数据库在满足环境信息空间完整性上存在明显不足。信息的完整、深入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基础，但IPE的污染数据库是建立在政府已公开信息的前提下，在企业污染记录的全面性上存在大量缺失。部分企业在公布环境信息时，时间滞后，避重就轻甚至弄虚作假，因公开渠道多样化导致公众无法知悉、公示时间不够等现象屡见不鲜。山东临沂亿鑫化工有限公司曾在2009年造成重大污染事件，但在数据库中仅能查到其2009年监管记录，缺少企业整改记录。此外，环境信息中较为重要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指标，因现实困难等原因尚不在IPE数据库统计范围之内，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IPE数据库在满足时间连续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较多企业无法做到实时完整的信息发布。在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明显可见在江西等中部地区城市存在大量实时监控数据缺失情况，甚至近一个月仅有2次监控数据。以跨国公司康菲石油公司为例，在IPE数据库中无法查询其实时监测数据，最新排放数据为2007年。该公司曾因2011年蓬莱油田溢油事故而受到处罚，但其企业监管反馈记录在数据库中发布时间为2016年。跨国公司同样存在该情况。数据库的信息搜索功能同样有待提高，尤其在蔚蓝地图App上，只能查询企业实时监测信息，很难对过往排放记录等进行查询。这种欠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传播数据的内部信任度。
2．受众对科学信息外部信任的不足
在公众的环境信息获取动机和需求上，IPE数据库的激发机制有待提升。“愉悦”的情感反应和“兴趣”的认知反应都是强有力的动机。“与对科学的理解相比，对科学的兴趣是更强有力的态度指针”[54]。但是，受众对科学普遍兴趣不高，需要使用恰当的激励机制来引发受众对科学信息传播的反应。环境信息相对其他科学领域的受众面较广，但多数公众依旧只愿意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创新性和恰当的科学传播活动可以启动参与者的个人兴趣，或者鼓动他们的情境兴趣。[55]但IPE在利用创新性活动激发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了解兴趣上存在明显不足，具体体现在蔚蓝地图App中的活动参与度不够高，尽管已经有超过百万级的下载量，但国产的活跃度并不高。尽管IPE试图保证环境数据的科学性，但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互联网时代，公众环保意识不强、对环保话题兴趣不高等导致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进展停滞不前。
在满足公众认知需求，实现科学体验上存在一定缺陷。科学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化，不仅是简单将所有数据以地图等形式做可视化呈现。受众在缺乏科学知识的前提下，无法从数字和图表背后获取有用的环境信息。百科词条的形式虽然有科普作用，但是过于琐碎且不便于理解。参考国际经验，美国环保局每年会公布相应的TRI数据报告（包括排放、废物转移和废物数量报告），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方便公众了解各类数据总量及发展趋势。其应用软件也可以提供同类企业的排放数据比较，在信息加工和分类整合上有其突出特色。此外，更可以跳出数据库范围，定期推出更为有趣的呈现方式。例如，2011年福岛核事件中的卡通版视频，以一个小孩闹肚子的故事生动地解释了福岛核事故的最新进展。官方微博“蔚蓝地图”于2016年10月14日推出的秒拍视频“富二代和小蓝的故事”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尝试。
此外，IPE数据库在增加公众个人利益，实现公众参与上存在不足。数据库实现了将环境信息分类并转化呈现在地图上，使受众可以查看自己所在城市企业污染状况。但数据库的定位精准性有待提高，只能查看到市级地区的污染情况。参考国际经验，美国TRI数据库输入邮政编码便能查询自家附近的污染企业及其详细信息，能够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完成数据的自定义分析，并且TRI数据库被运用于政府参考、媒体监督、教育和学术研究、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与公众相关的渠道。[56]相比之下，IPE的调研报告、绿色选择倡议等形式在推动公众参与的效果上还有待提升。
3．外部规范的不足
有效科学传播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文化氛围是增强传播效果的重要一环。而IPE在推动受众形成绿色消费理念、提升整体环保意识上还有待提高。尽管IPE发起了绿色选择等倡议，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环保意识不强，在面对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信息时，会有选择的忽视，环保参与也往往出现在邻避运动中。IPE创建者马军曾说过：“仅仅靠环保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形成‘雪崩效应’。”[57]尽管IPE已与其他环保组织抱团并成立了绿色选择联盟，但力量依旧有限。需要继续倡导环保相关活动，同时充分利用媒体报道等形式调动社会力量，潜移默化地提升社会环保意识。
社会控制系统对于实现有效科学传播有着关键作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成为IPE数据库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阻碍。有害化学品清单是政府主导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依据，也是IPE数据库建立的基础。《重点目录》中列入了84种物质，相比美国TRI数据库等仍处于初级阶段。TRI数据库在建立之初有286种化学物质及类型，在不断扩展和完善后，目前化学物质达600多种。[58]环保部网站上至今也只能实现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等少数污染物排放数据的信息公开。此外，由于缺少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规定，存在较多企业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现象，甚至部分企业愿意承担较小的违法成本而拒绝公开。《办法（试行）》中规定企业按自愿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清洁生产促进法》也只在超标违规或发生重大污染事件时才强制企业进行信息公开。IPE建立的企业自行填报的PRTR系统，也仅能搜集自愿填写的企业的环境信息。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在对商业秘密的界定、对不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的处罚力度、有害化学品申报领域等方面的规定更为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公开制度。
4．欧美等国的经验借鉴
欧美等国的PRTR制度是在行政力量推动的基础上建立的环境信息统一发布渠道，保证了环境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完整性。美国TRI数据库由美国环境保护署运作，历史悠久，是全球PRTR制度实施的典范。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EPA从企业申报开始至数据录入结束期间一直进行质量管理，包括采用统一识别编码、建立纠错机制等，整理汇总后以TRI数据库形式公布。欧盟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系统则建立在原有的污染物排放登记（EPER）系统之上，由欧洲环保局（EEA）辅助欧盟委员会对各成员国提交的E-PRTR数据进行汇编，制作审查分析报告，最终通过网站进行环境数据信息公开。[59]此外，欧美国家都规定了企业信息公开的义务，对于违反义务的情况，欧盟E-PRTR规章要求成员国各自规定适合的惩罚措施；美国对违反报告义务的企业按日计罚，有详细的执行准则，违法成本随着违法行为的持续而与日俱增。
欧美等国PRTR数据库能够满足个人利益，推动实现公众参与。例如，前文所提其建立的污染地图可以通过邮政编码查询自家附近污染情况，并提供各种工具帮助实现自定义分析。欧美国家建立的环境信息统一共享与发布平台，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信息的内部信任问题，并且在传播的科学体验、科学对话和公众参与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实现外部信任。同时，能够以较为完善的社会控制系统即法律体系和行政手段为保障，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为我国建立PRTR制度提供借鉴。
以政府控制性政策为基础，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数据库，是我国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关键。陈吉宁提出：“要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60]国务院办公厅和环保部也通过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相关的方案，以建设统一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而IPE也在蔚蓝地图App 3．0中尝试与政府举报数据平台相连通，以促进多方参与环境决策。未来，若能实现环境资源部门与环保组织的合作，建立科学、健全的统一的环境信息数据库，保障科学信息的内外部信任，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行政手段等控制系统，对于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纠正环境污染信息的传播失灵，实现环境治理将会是一个质的飞跃。
【注释】
[1]Wolf，C．，Market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Santampnica，CA：1986，pp．44-73．
[2]Krishnan，S．，‘NGO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Journal of Health Management，2007，9（2）：237-255．
[3]自2006年5月成立以来，IPE开发并运营了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两个全国性污染数据库，以监督企业的环境表现，促进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截至2016年5月，IPE先后发布2008年、2009—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2014年、2014—2015年6份年度PITI评价报告。
[4]自《办法（试行）》颁布一年（2009年）起，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共同开发了PITI，对全国113个城市进行评估，2014年起修改了PITI评价标准，并增加城市数量至120个。
[5]《格局·创新——2014—2015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26页。
[6]《格局·创新——2014—2015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17页。
[7]童克难：《通报去年行政处罚和环境犯罪案件移送情况》，《中国环境报》，2015年4月15日。
[8]《格局·创新——2014—2015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18页。
[9]《环境信息公开艰难破冰——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暨2008年度113个城市评价结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第42页。
[10]《环境信息公开进退之间——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2009—2010年度113个城市评价结果及对照分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1年，第24页。
[11]《格局·创新——2014—2015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6年，第33页。(www.xing528.com)
[12]《环境信息公开艰难破冰——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暨2008年度113个城市评价结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第42页。
[13]汪永晨、王爱军：《寻找——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11年，第113页。
[14]《环境信息公开三年盘点——113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2011年度评价结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2年，第6页。
[15]刘效仁：《中央环保督察剑指地方不作为》，《上海金融报》，2016年12月2日。
[16]唐贤兴，《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第31—35页。
[17]丁瑶瑶：《首轮环保督察全面收官》，《环境经济》，2008年第2期。
[18]《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进驻完成》，环保人才网，访问日期：2019年8月20日。
[19]戚建刚、余海洋：《论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理论探讨》，2008年第2期，第157—164页。
[20]陈海崇：《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定位、困境与出路》，《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76—187页。
[21]李彪：《揭秘中央环保督察组运作 参与人员需签保密承诺书》，《每日经济新闻》，2016年5月25日。
[22]Simmons，R．，Beyond Politics:The Roots of Government Failure，Oakland：Independent Institute，2011，pp．26-28．
[23]Schultze，C．，The public Use of Private Interest，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p．13．
[24]若弘：《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25]《突破·起点——2013—2014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5年，第27页。
[26]《2010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消费者绿色选择促使IT品牌打破沉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0年，第3页。
[27]《2010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四期：苹果的另一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1年，第21页。
[28]汪永晨、王爱军：《寻找——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中国环境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29]PITI8个评价标准：污染源日常监测信息污染源集中整治信息、清洁生产审核信息、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信息、公众对环境问题或企业污染环境的信访投诉案件信息及处理结果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结果信息和排污收费相关信息公示。
[30]汪永晨、王爱军：《寻找——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中国环境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31]崔华平：《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环境保护》，2008年第24期。
[32]吴卫星：《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比较研究与借鉴——以美国、印度和欧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3]刘晓星：《扫清环境公益诉讼障碍尚需多方支持》．《中国环境报》，2016年4月19日。
[34]Science and the Public．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Science in Britain．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Welcome Trust．2000，p．137．
[35]Weingart P，Guenther L．，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ssue of trust，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6，15（05）：C01-1．
[36]Engdahl E，Lidskog R．，Risk，communication and trust：Towards a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rust，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4，23（6）：703 717．
[37]Koballa T，Kemp A，Evans R．The spectrum of scientific literacy．The Science Teacher，1997，64（7）：27．
[38]三人提出的三维科学素养地貌，是指在三相坐标轴上有一些山峦，沿着Y水平轴的各个山峦代表科学素养领地或者领域，Z轴的方向山峦垂直高度表示在那一领域的个人素养水平，山峦越高，个人在那一领地的素养越高；X-Y水平轴上的X轴方向的山峦宽度反映个人赋予该领地的价值。
[39]Burns T W，O'Connor D J，Stocklmayer S M．，Science communication：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3，12（2）：183-202．
[40]三人提出的登山模型，将科学素养的培育比作登山，科学传播赋予受众技巧和媒介（梯子），达成登山行为和素养层次不同的个体间的对话。
[41]Longnecker N．，An integrated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More than providing evidence．2016，15（5），p．3．
[42]Koukoletsos T，Haklay M，Ellul C．，Assessing data completeness of VGI through an automated matching procedure for linear data，Transactions in GIS，2012，16（4）：477498．
[43]王亚楠：《以“绿色选择”倒逼企业履责》，《大众日报》，2014年4月。
[44]Dietz T．，Bringing values and deliberation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110（Supplement 3）：14081-14087．
[45]贾鹤鹏、刘立、王大鹏、任安波：《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期。
[46]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47]Staudenmaier J M．，‘Technology's storytellers:Rew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MIT Press，1985，p．165．
[48]Weingart P，Guenther L．，‘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ssue of trust，’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6，15（05）：C01-1．
[49]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50]Treise D，Weigold M F．，‘Advanc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Survey of Science Communicators，’Science Communication，2002，23（3）：3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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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Roger E，Klistorner S．，BioBlitzes help science communicators engage local communities 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JCOM，2016，15（03）：A06．
[53]郄建荣：《丰田在华供应商废气超标排放曾被罚》，《法制日报》，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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