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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报纸传播失灵调查:企业污染重建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笔者选择三个不同的区位,抽取了北方的《北京青年报》、东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新民周刊》、西部的《贵阳晚报》为样本,并与《南方周末》的“绿版”对照,对其进行抽样与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地方综合类报刊在内容扭曲性传播失灵方面出现的问题。然而,我们对地方报刊环境新闻的统计中发现,深度报道的稀缺是这类报刊的共同特征。

地方报纸传播失灵调查:企业污染重建

笔者对具有典型性的地方综合新闻报刊的环境报道进行挑选,将符合环境问题的报道选取出来并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每一类报刊自身的特征确定抽样方法,以接近研究母体特征为准则。笔者选择三个不同的区位,抽取了北方的《北京青年报》、东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新民周刊》、西部的《贵阳晚报》为样本,并与《南方周末》的“绿版”对照,对其进行抽样与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地方综合类报刊在内容扭曲性传播失灵方面出现的问题。

(一)缺少深度调查性报道来进行舆论监督

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进行舆论监督,需要有严格的调查与取证,深度报道不可或缺。环境新闻应该以深度调查为主,证据确凿、资料翔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五要素”的短平快上,这样无助于形成舆论。按照美国学者的定义,在“在知情参与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以提供给公众完整、准确数据为基础”上的“(新闻)作品”。[13]环境新闻应该具有“完整、准确的数据”,这一特质决定了环境新闻本质上是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新闻。

然而,我们对地方报刊环境新闻的统计中发现,深度报道的稀缺是这类报刊的共同特征。即使《新民周刊》[14]这样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刊物,深度报道依然是个稀缺品。在笔者的取样里深度报道比例为21%,其中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环境新闻的深度报道数量为零。《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贵阳晚报》的深度报道很少,在10%的前后比例范围。其中,《贵阳晚报》较有代表性,笔者以它为个案进行阐释。

《贵阳晚报》环境新闻以短新闻为主。在《贵阳晚报》261个样本中,100字以内的超短环境新闻有39篇,占总样本的14.94%;100—500字短环境新闻有170篇,占总样本比例的65.13%;500字以上的较长一点的环境新闻为16.09%。跨度10年的样本其深度报道仅有10篇,占总样本的3.83%,其中:10年里仅有2006年与2010年各有3篇;2011年2篇;2007年与2008年各有1篇;有5年一篇都没有。这些数据表明,笔者抽取《贵阳晚报》的261篇样本中,绝大部分都不能称之为“环境新闻”,因为它们多不具有深度调查的特质。

《贵阳晚报》与国内同类综合地方大报相比,其劣势也相当明显。笔者抽取的《北京青年报》2000—2011年的报纸,抽样得到496篇环境新闻,其中深度调查报道为51篇,占总样本的10.28%。与非营利媒体相比差距更大,2011年北京IPE的深度报道占据总样本的48.2%;美国的环境健康新闻网2009—2011年深度报道分别占总样本的50%、43.7%与46.7%,几乎有一半的新闻属于调查性新闻。“绿版”在该领域是楷模,该版201篇样本的深度报道有158篇,占据总样本的78.61%,在国内外都是佼佼者。

究其原因,这些报纸都没有触及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属于环境污染方面的无效传播。一是因为报刊的定位。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综合媒体,《贵阳晚报》主要服务地方公众以综合新闻信息为主,环境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贵阳地区的受众会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关注,环境新闻的质量亟待改善。二是市场压力。《贵阳晚报》属都市类报纸,很多新闻是快餐型的,这类新闻生产周期较短,而真正的环境新闻属于调查性新闻,生产周期长、生产成本高,因此只能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如“公众参与环保将被立法保护,民间组织有望发力”[15]这篇稿件,本来可以做一篇具有贵阳特色的环保新闻,考察贵阳的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状况与对此的态度,但需要较长的新闻生产周期,结果仅以200字左右的介绍性新闻呈现给读者

另外,《贵阳晚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环境记者队伍。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它需要相对专业化的记者,而不能由社会新闻记者长期兼任。笔者收集到《贵阳晚报》10篇调查性环境新闻样本,其作者都不一样,说明《贵阳晚报》没有这方面的记者队伍。而在此领域做得较好的“绿版”的201篇样本中,有作者36位,其中:超过10篇新闻的有8人,最高的篇幅达到28篇。从这个角度来说,“绿版”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记者队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综合类的报刊可能会有专业的绿色版面,应当如《南方周末》那样培养自己的环境新闻记者。这是《贵阳晚报》努力的方向。

(二)地方报刊的舆论偏移问题不容忽视

前文已有介绍,从国际媒体的环保实践来看,环境问题的有效传播应该从本地做起,从本地想,由本地落实,这样才能较为有效地纠正传播失灵,因为这是对环境问题负外部性较为有效的防范、符合科斯定律,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如环境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谈判的方式而得到纠正,以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16]污染的直接威胁往往来自工业企业,而企业主又是媒体的大广告主。市场实践中,媒体的舆论会因为广告主的原因而偏离。[17]在我国,工业化越集中、越发达,这一特征越明显。在广东,从“绿版”的统计来看,针对广东本地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报道仅有4篇,占总样本201篇新闻的1.99%。上海媒体也很典型,《新民周刊》与《解放日报》都有着这一特征,其中《新民周刊》作为深度报道的媒体特征尤为明显。(www.xing528.com)

《新民周刊》作为上海的综合性新闻周刊,但却很少报道上海本地的环境问题。从2007—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新民周刊》有关上海环境新闻的报道最多的一年为2010年,仅为4篇。此外,2011年、2009年有关上海环境的报道都是空缺。《新闻周刊》不乏对鄱阳湖、日本核泄漏、西南旱灾、大连石油、淮河、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环境报道,但始终没有把关注点放在上海。5年来,对上海市内的环境新闻报道仅占7%,并且多为正面报道,例如《崇明岛:现代低碳社会样本》《新奥:184天世博绿色之旅》等。负面消息也是一些人尽皆知的大灾难,如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与西南干旱等外地新闻。

从《解放日报》环境新闻区域分布来看,有关“上海市内”和“上海市外”的报道较为平均。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抽样的环境新闻报道中深度报道的题材皆取自非上海地区,包括城市生物质能烟花爆竹污染、日本核危机等。由此看来,《解放日报》似乎更喜欢深度研究非上海地区的环境问题,对本地的环境问题有所回避,不愿进行较为深入的报道。此外,《解放日报》在报道非上海地区环境新闻的比重在不断加大,这可能与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有关。

在报道涉及区域上,作为上海市的主流媒体《解放日报》和《新民周刊》都更偏向于报道市外的环境新闻,尤其是在批判性的报道上,对市外环境问题的挖掘显得尤为深入,而对市内的报道则以正面宣传为主,即使有负面新闻,也只是一笔带过。以《新民周刊》为例,2010年,《新民周刊》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大篇幅报道了大连石油泄漏、西南旱灾、云南干旱等事件,并进行了深度剖析;而对于上海市内的报道,仅有《发展与环境不可兼得?》《2050,低碳上海?》《陈硕:零碳,也要时尚》《新奥:84天世博绿色之旅》4篇,其中2篇采用提问式的题目,并没有观点和立场的表达;另外两篇则是对上海环保的正面经验报道。在报道内容上,《解放日报》对气候变化、环境灾害等报道较多,而与读者最具接近性、最息息相关的“生活类”环境新闻,所占比例一直偏低。在《新民周刊》中,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的环境报道居多。事实上,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全球变暖问题会造成误解,并没有任何实际效用,这是新闻界里的典型的擦边球现象,表现出媒体怕得罪人的心理。

事实上,上海的纸媒不是不会进行舆论监督,在《新民周刊》创刊之初,曾连续两期大规模报道了“苏州河污染事件”,这是时任上海市领导亲自批示之后才做的深度报道。但媒体对上海本地的报道并不能持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海环境问题的批判性报道渐渐销声匿迹。这反映上海媒体在绿色舆论监督方面较为被动保守。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上海媒体面对本地环境问题处于接近“失语”的境地。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地方报刊面临的一些困境。

(三)地方报纸环境新闻议程设置远离企业污染

对于有效传播来说,像企业污染这样的报道有问题意识才有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不然就不会有什么读者愿意去阅读,更不会产生舆论效力。这就要对新闻进行很好的议程设置。然而,我们对地方综合新闻类的数据统计来看,因为解决当地企业环境污染的需要,我国的环境报道应该有问题导向。议程设置可以考察这些报道的问题导向是什么,议程设置解决的是说什么问题。笔者的研究发现,在《贵阳晚报》《北京青年报》、“绿版”、《解放日报》《新民周刊》的议程设置分类上,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把这些新闻内容放在规定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因为每个报刊的议程设置内容都不一样,其中虽然有部分重合,但大多数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笔者只能根据报刊本身的议程设置来给这些环境新闻分类,这也侧面表明报刊的环境报道指向各不相同。

首先对《解放日报》的议程设置进行分析发现,有关气候变化、地面下沉、荒漠化与沙尘暴、生物保护和物种入侵等生态物问题占据议程的40%,相对于上海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垃圾污染等议题仅仅占据议程的13%,排在第4位。这类报道往往以责任难以追究的方式来设置议程,如《问诊“城市病”》,[18]认为各种问题“自城市出现之初,各种‘城市病’也相伴而生”,把问题指向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里面,从而难以形成媒体的舆论归责,也不会给记者产生压力感。

与《解放日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阳晚报》的很多议程设置不同于前者。如“泥石流与滑坡”“洪水交通”“矿难”“火山地震”等《贵阳晚报》环境新闻的议程设置注意到了地方性。贵州是山区,属于典型的卡斯特地形,灾难随着降雨而多发。另外,贵州是中国南方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区,素以“西南煤海”著称,煤矿灾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问题,这些议程在《解放日报》上都没有,是一些地域特色的环境问题。污染类的新闻有47篇,占据总样本量的18.01%,虽然位居第一,但与“气象”“生活与环保”等比例差距不大。笔者对《北京青年报》进行内容分类,污染类只占了13%,排在七大类的第4位。地方报刊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就是它们对于当地的环境污染关注太少。《贵阳晚报》主要关注贵州地区的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北京青年报》的主体是会议报道与政策解释;《解放日报》主要关注气候变化、物种等生态问题。

环境方面的会议新闻/政策类新闻过多是我国新闻报道的一大现象。这类新闻带有明显的行政属性,文风僵硬、读者少,特别对于市场化报刊来说。会议与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应该把这些思想、精神放在环境问题的报道与解决问题的分析中来,新闻最重要的是要在讲故事中呈现事实。因此,单纯地以会议为内容的环境新闻并不是一个好的议程设置,它最起码对众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一点《北京青年报》的特点较为明显,496个样本中有201个样本属于会议政策性新闻,占据总量的40.5%,体现出北京报纸的政策性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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